中美对话：美方获利颇丰

　　本报记者 安士莲 北京报道

　　北京时间5月24日，由美国财长鲍尔森和中国副总理吴仪主持的美中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落幕。鲍尔森称这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两天”，不过他同时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仍然是“谈判之殇”。

　　中美一共有33位部长参加了这次对话，囊括了双方所有负责财经事务的官员。而在过去的三周内，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率领的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跨越了美国的24个州，一共签署投资合同或协议138个，总金额达到326亿美元。

　　尽管鲍尔森颇费心思，将对话时间确定在美国国会开会的日子，从而使中国财经官员有机会与国会议员们对话，但是，一揽子的市场开放协议和326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能够打动那些没有耐心的议员吗？查尔斯·格拉斯利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声称重视并珍惜两国关系的国家，我期待看到更多的行动，因此，我不是很高兴。”

　　现在，正是他和另一位议员麦克斯·鲍卡斯在国会推动针对货币操纵的Baucus-Grassley法案。

　　如何评估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国会是否会通过相关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法案？中美双方如何维护稳健的贸易关系？本报采访了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以及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部主任格里斯沃德(DanGriswold)。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评估此次对话的成果？

　　黄靖：其实在战略经济对话开始之前，鲍尔森曾就贸易逆差、

人民币汇率、能源和环境等问题来布鲁金斯学会和学者们交流意见。在讨论中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客观和理性的，他坦率地认为，通过一两次“战略对话”而达成实质性的突破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要保持对话过程的继续。作为政府的对话代表，他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全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话应该是平等的，不是谁给谁上课。我认为，对话圆满结束，没有破裂，双方决心继续协商并且将这个过程持续下去。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

　　格里斯沃德：我对谈话的结果感到还是很满意的，毫无疑问，战略经济对话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是双方通过交流达成更多的谅解，但是你要期待它有太大的突破，那也有点不现实。

　　我觉得战略经济对话也存在一个危险，就是它不自觉地提升了国会或者公众对它的期望，然后慢慢燃烧掉了国会的耐心。

　　经济观察报：尽管中美达成了一揽子市场开放的协议，但是美国有议员还在推动有关货币操纵的法案——Baucus-Grassley法案，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

　　黄靖：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是造成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中国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说是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不但对美国经济不利，事实上也损害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如果按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要求，人民币一下子升值很高，大量的制造业和组装生产中心将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家，这样一来，就不是中国对美国顺差，而是印度和东南亚对美国的顺差，并不解决美国的问题。

　　这充分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过了双边范畴，其中的问题，除了两国要根据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大力调整自身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之外，还要积极同亚太地区的国家(如日本和印度等)积极合作，共同解决贸易失衡等问题。

　　中美经济关系现在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很难实行有实际意义的单边惩罚措施。由于美国国会议员看重的是选票，在任何问题上都以取悦于选民为最终目的，因此很容易将问题政治化。

　　美国国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个法案提出时，支持的呼声往往很高，但是真正到了投票通过有切实法律效力的法案时，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就会浮现出来，结果是投赞成票往往占少数。针对中国的议案尤其如此。因为尽管国会议员大部分对贸易失衡不满，但各个州的利益不一样，因而具体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出现分歧和矛盾。比如在

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如果升值太大太快，那么不仅损害中国的利益，也同时损害了美国相当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这种声音到最后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格里斯沃德：Baucus-Grassley法案通过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虽然我认为这个法案没有必要。但是就算通过，它也只是立在纸上的一些文字条款,不见得真的就会严格实施。它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行动的意义。它只是表现出了国会的姿态，因为它不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实质的损害，不会像舒默法案那样苛刻。

　　其实美国从对话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20%。造成战略经济对话的障碍可能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国会给政治的分数太高了，然后就暂时忽视了经济上的利益。

　　经济观察报：从您的角度看，哪些问题还应该被包含在本次对话中，但却都被大家遗忘了？

　　黄靖：首先，如果把问题放到一个更全球化或区域化的视角，比如把日本或新兴市场国家也纳入到对话中来，那中国的压力可能就不会这么大。对中国而言，人民币逐渐升值大概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深度和速度，如果升值过快，那也无异于拔苗助长。

　　其次，中国应该坚决地表明自己的需求，比如让美国减少不必要的高科技禁运。中国对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不是因为中国不买，而是因为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美国不卖。

　　格里斯沃德：这次对话基本上囊括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比如清洁能源、环保、

知识产权、开放金融市场，当然还有人民币问题。我现在想不出有什么还需要增添的议题，但是我倒觉得有些问题不应该被摆在谈判桌上。

　　比如，国会给中国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实行一些立竿见影的人民币措施，这有点缺乏理性，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捷径，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因为造成巨大贸易赤字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两国之间不同的投资水平，因为中国具有很高的储蓄率，这些储蓄率又有一部分流向国外进行投资，这也导致了中国经常项目的巨大盈余，而美国人不储蓄，储蓄率很低啊。这也是赤字的一个因素。

　　但是中国还是应该多给汇率问题一点灵活性，持续地进行金融市场改革，信守加入WTO承诺。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