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支农要有量化考核指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高伟：农行支农要有量化考核指标

　　徐以升

　　1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农行改革的思路，也就是“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十六字原则。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是央行牵头成立的农行改革小组最为关注的问题。带着相关问题，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高伟博士。

　　政策优惠扶持农村金融

　　《第一财经日报》：东部和中西部的农村金融市场差异很大。我在江苏苏南和苏北的调研就能体会到这种差异，比如苏州张家港市，连招行都即将要在这里设立县级支行，市场竞争很充分，张家港市农行的年赢利能达到五六亿元，而欠发达地区就是另一番景象，分支机构的生存都成问题。你如何看待农行发展面临的地域差异？

　　高伟：在经济发达地区，农行服务“三农”没有问题，我们的调研也发现，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里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乡镇企业多，利润点多，利润空间大，金融竞争也激烈，农行会主动服务“三农”。在一些富裕的村镇，农行已经设立了分支机构，不仅农行，建行也在那里设立了分支机构。

　　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农行的生存比较困难，不仅农行困难，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比较困难。这说明什么问题？金融环境很重要，现代金融企业的建立和生存需要一定的金融环境。在经济落后地区，如何发挥农行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呢？我认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要有具体的优惠政策，要有税收减免，要有具体的量化考核指标。

　　《第一财经日报》：1月份金融工作会议在农村金融发展这个领域也明确提出政策优惠问题。你认为可以采取的优惠政策有哪些？

　　高伟：一是建议将部分财政支农资金以利息补偿和风险补偿的形式，用于对农村金融机构在支农信贷经营中的损失补贴，以支持农村金融组织扩大支农资金投放规模，发挥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乘数效用。

　　二是对不同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将减免税与存贷款比例挂钩，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建议以县为单位，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贫困县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非贫困县免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

　　三是科学划断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对农行剥离的扶贫贷款业务，国家应采用招标方式，由多家金融机构平等竞争贴息优惠。农行也可以参与，公平竞争。农行是商业性银行，不宜做太多的政策性业务，承担一部分也可以，但要有补贴。

　　当然，这些政策要一视同仁，这些规定不是专门针对农行的，是针对所有欠发达地区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要重视公平竞争。唯有竞争，打破垄断，才能实现利率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前面提出，在出台优惠政策时，要有具体的量化考核指标，这该怎么理解？

　　高伟：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量化指标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要想享受税收减免，必须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支农贷款要达到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之上，否则就不能享受税收优惠。这个比例是多少，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

　　第二，是规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每年的新增存款，在扣除准备金和备付金后，要有一定比例的资金(比如20%)用于当地。

　　第三，是加强对县域资金流动的监测，限制在县域的金融机构在系统内上存资金比例。可运用差额准备金制度，对上存资金比例过高的金融机构，提高超额准备金的比例，并下调超额准备金率。

　　在调研时发现，银行系统内上存资金是县域资金流出非常重要的渠道。各家国有商业银行通常规定基层行将存款的一定比例缴存上级行，包含法定存款准备金、一级准备金、二级准备金等。一些银行要求县支行除缴足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外，还要分别按存款的6%和20%的比例上缴总行、省分行，作为一级、二级存款准备金。

　　不良资产处置要讲效益

　　《第一财经日报》：农行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将近7000亿元的不良资产？

　　高伟：为了农行下一步更好地面向“三农”、服务“三农”，国家要帮着农行减负，化解部分不良资产，轻装上阵。

　　农行的不良资产是历史上形成的，有政策上的原因，也有农行自身经营的原因，很难分清，国家帮着化解一部分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至于化解多少，需要政府与农行协商。政府在使用这笔钱时，也要考虑这笔钱的使用效益，考虑这笔钱的社会效益，考虑这笔钱的比较效益。几千亿元，这可是个大数字。

　　这几年我研究农村金融发现，农行很重要，是农村商业性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村金融很大，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作用”。健全农村金融体系，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意思是，将农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成本放到整个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的成本中考量？

　　高伟：是的。我也做过一些估算，这里我想谈两个数字，与处置农行不良资产几千亿元的成本进行比较。

　　一个数字是70亿元。我国需要发展农业保险，这是社会各界的共识。我算过一笔账。假定对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类主要作物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即便按亩均保费就高收取，财政提供50%的保费补贴，提供5%的经营管理费补贴，并按总保费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在粮食主产区按70%参保率计算，总共需要财政补贴70.96亿元。每年70多亿元，就可以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启动主要农作物保险了。

　　第二个数字是50亿元。我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国际慈善机构在我国云南、贵州等地发展了一些社区综合项目，社区基金是其中的子项目，取得了一些经验。像这种有利于农民的好事，政府也可以做。社区基金的原始本金可由国家扶贫资金、地方政府和捐助性资金共同出资，如果每个社区基金以行政村为单位，控制在3万元左右，我国共有67.8万个行政村，贫困落后、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村按1/4的上限估算，在全部贫困村建立社区基金，总共需要四五十亿元，如果分3年实施，每年也就需要10多个亿，问题不大。50亿元，基本就可以解决偏远落后地区农民最基本的资金需求，包括生产和生活的。

　　一个50亿元，一个70亿元，与几千亿元相比，不是个大数字，却可以很好改善农村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