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右1)、罗兰•贝格战略咨询(上海)公司副总裁吴琪(左2)以及《环球企业家》杂志社高级编辑仇勇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就“中国制造”的未来展开交流。(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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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下午13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罗兰•贝格战略咨询(上海)公司副总裁吴琪以及《环球企业家》杂志社高级编辑仇勇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就“中国制造”的未来展开交流，并回答网友的提问。除了通过电脑访问新浪网，各位网友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在移动中关注聊天进程。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sina.cn。

　　主持人:欢迎大家光临新浪财经频道在线视频聊天的直播室。2007年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评选这一活动是由环球企业家杂志社和 罗兰.贝格联合主办，新浪财经频道作为协办支持，整个活动历时4个月，以后进入尾声，相关活动和报道会登在环球企业家杂志上。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进行系列学术论坛第一场活动，坐在我旁边这位是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合伙人吴琪先生。

　　吴琪:大家好！

　　主持人:我是环球企业家杂志社高级编辑仇勇，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制造未来。

　　马上我们再欢迎第二位嘉宾，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先生，他是一位希望与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中谋求最适合中国道路一位学者，也是我们本次评选的高级评委会的成员。

　　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制造未来。其实谈到中国制造未来，我们会看像人民币升值、能源及原材料的紧缺、国际贸易的摩擦，各种各样的现象已经摆在原来善于制造的中国公司面前，请问两位专家，上述所说是否对中国企业构成威胁，还是我们夸大了影响？

　　吴琪:刚才已经谈到一些问题，比如像人民币升值、矿产资源短缺、摩擦等等，其实这些肯定会对中国制造从长远来看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矿产资源紧缺导致价格上涨，影响所有国家，上涨不仅针对中国，但是从贸易摩擦升值等等，中国传统制造优势其实还是在成本上，我们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从局部产品优势慢慢扩大到很多的产业链上优势，比如我们消费电子产品等等，因为有产业链优势，使中国在制造这个领域中，当然也是因为这些制造优势培养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在这，使我们中国慢慢在传统制造行业和很多重要的市场上有相对明显的优势。但这些优势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也好，作为邻国更廉价的劳动工人的出现，慢慢自然而然会使一些对成本更加敏感，对劳动力需求更加密集，会向其他国家慢慢转移，这个趋势就像当年这些产业转移到中国一样，不断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更便宜的趋势上转移，应该说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全球化产业发展的趋势。

　　主持人:李教授认为对中国企业竞争力来说是一项真正严峻的挑战吗？还是说是个机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李稻葵:挑战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于说他通过这种形势提出的挑战，对我们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经济过去25年以来的增长的模式，我们基本上是沿着一个想重复当年的韩国，当年的台湾地区、新加坡的增长的经历，我们强调的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靠出口，靠加工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种咱们不妨叫做小国发展的道路。

　　现在中国已经是大国经济了，已经成为块头很大的经济体了，世界第四，购买力世界第二，食物消耗量生产量经常是全世界第一、第二，甚至是第三。提出一个问题，大的国家还是延用小的国家模式显然不合适，摩擦问题，原材料价格问题等等都是通过各种各样信息，通过渠道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你得改变你增长的模式了，不能够靠出口加工，靠引进技术，靠廉价劳动力这个方式来发展，你的注意力恐怕转向国内市场，真正发挥我们作为大经济的长远的比较优势，那就是我们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

　　主持人:不是国际市场吗？

　　李稻葵:这两个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回顾一下当年的英国、美国、德国，他们怎么起飞的，他们起飞很简单，首先是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英国人的纺织业出来以后，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国内的老百姓的品位逐步提高，使得他的企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然后发展到国外，美国也一样，回忆一下美国的福特、通用，当然通用是五六个车厂逐步逐步兼并出来的，但每一家车厂都是以国内消费者为首要目标，由于有国内市场支撑使得国内规模扩大，能够有积累、研发、竞争力，逐步推广到海外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这种方式来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战略，重新思考，从小国发展战略转换成大国发展战略。

　　主持人:我相信很多网友也都注意到了李教授所描述这种现象，很多中国企业先是在国内市场等于是练好了自己的强健体魄，然后开始有资金实力也有产品的生产比较优势开始进行出口。我想再请教两位的是，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碰到了很多的阻碍，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这样的案例，他们一举一动似乎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质疑，惊呼，我也想知道，这种威胁是否也是月舆论西方世界所夸大的威胁，原来中国制造其实也没有这么厉害，抢夺他们劳动工人饭碗，或者让他们产品无处可销等等，这种威胁是不是夸大了？

　　吴琪:如果站在他们角度而言，并不能纯粹说是他非常简单把这个事情夸大了，这个影响其实对这些国外企业而言影响还是很大的，他们的确有很多担心在这里面，一方面跟我们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上面的竞争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所进入这些市场的时候，因为靠我们低成本的优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地这些相应产业破坏性是很大的，如果做比较，其实中国企业在毛利上的要求其实比国外企业明显要低，我回报要求相对要低，因为在中国习惯一个相对低利润的竞争的模式相对忽视我的回报率，为什么国外企业注重利润率，中国企业慢慢在观念上，长远竞争力培养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只有竞争力比较高的毛利水平才能有钱去研发，才能有钱推广你的品牌等等，没有这个利润的话是不能做出来的。

　　主持人: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企业去海外有一种短视行为，急于想出口，从那里拿出钱来，并没有真正想在那个市场扎根。

罗兰•贝格战略咨询(上海)公司副总裁吴琪。(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吴琪: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我有多余制造能力，正好国外有这种需求，比较便宜价格，把产品卖到市场上去。在一些企业里面，我们曾经在欧洲中国企业做研究的时候，很明显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在海外碰到困难，其中重要困难之一，中国企业总部对他们要求都是短期的， 短期完成多少量，不能要亏多少钱等等，非常短期的财务上的要求，想把对他品牌建立，对他市场地位的提升，包括更加长远的方面基本上并没有太多的要求，让他们更加关注在完成短期任务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们也就不会考虑那么多更加相对中长期的事情。

　　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企业一举一动引起这么大反应，李教授看来，事实上很多企业由此背上了一些沉重的包袱，比如联想收购IBM的时候，美国国会有很多质疑，结果导致收购差点没有成等等阻力。李教授认为中国企业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李稻葵:首先应该搞清楚，为什么国外对于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如此的提防，刚刚咱们吴琪讲得非常好，咱们中国企业竞争方式有问题，资本回报率要求比较低，属于一种饥饿性竞争，这个说得很好。

　　我再补充两个因素，一个还是大块头，大家看到了，你现在在国外出口很多，你的贸易顺差，去年占GDP8%以上，非常厉害，但是你还没有看到工资大幅度上涨的前景，你中国的公司至少还没有大幅度上涨，看到个别地区工资上涨了，心里没有底，你不知道你成本什么时候提高，看不到头，你规模很大，还有上千万的农民还想转移到制造业里面来，这个让他们非常的担忧，不见底，不像日本和韩国的情况，这是一个因素。

　　再一个因素当然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不可低估，尤其是在非洲。最近我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大概一个多星期以前，出国旅行在飞机上看到一个纽约时报在国际上发的报纸，《国际先驱报》转用波士顿邮报的一个评论员文章，全世界独裁的屠杀自己百姓的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点，第一句话，都是由中国政府支持的，这个厉害？他说你看苏丹等等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政府支持的，表面上看不管对还是错，这么一个文章极其有煽动力，纽约时报拿来转载在国际上发，最后说怎么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在国际场合羞辱中国政府，我们要抵制，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要抗议。我认为完全是意识形态，他们认为非洲这个地方是他们主导的，要贯彻西方人理念，哪个政府做得好，符合人权，同时符合西方经济利益我支持他，你投资，你对我是挑战。这个不是偶然，这个是从去年年初开始炒这个事情，意识形态需要我们政府官员、学者共同宣传，用一些普式性的口号树立中国形象，包括环保，中国环保最有贡献，而且已经做出最大贡献。像我们藻气，这个做得非常好，用环保、能源、可持续发展这些理念、宣传打消传统意识形态对中国企业的困惑。这是外部环境。

　　对我们国有企业自己而言，国际化管理能力也是实在太落后，出去不行，这点特别要像印度人学习，你说印度人有什么？我常开玩笑，印度人说钱没金钱他的资金是靠国外输进去的，很多大企业是靠国外投资，说市场市场没有我们大，劳动力素质没有我们高，他有什么？但是他有一条，有大量的受过很好国际化教育的高层的经理，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这很厉害，他们说哪里有资金我们去哪里融资，哪里有市场我们去哪里卖东西，哪里有市场我们去哪里办工厂。

　　吴琪: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发展，或者摩擦从其他国家角度上，对其他国家消费者或者人而言都有这种这方面的担心，恰恰也是中国充分的劳动力。的确像你所说，韩国和日本亚洲小农崛起全球并没有这么大担心，对这些企业的担心，对中国国家过于强大的担心，都是自然而然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限制你的发展。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从国家角度上的确需要考虑，我怎么能够改善我们国家形象，因为我们在中国，在国外来看，包括前面说到中国品牌的塑造，其实来自中国品牌都有品牌最初的联想是跟你国家相关的，中国来看在中国进行消费者研究的时候，大家看到德国品牌可能想到严谨，看到美国品牌想到大气，看到日本品牌工艺上非常精良等等，中国品牌原来廉价，日本企业最初也是从廉价开始的，中国本身因为国家形象又有环保，又有其它政治方面，会使你中国品牌在国际化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多负面影响，你买这些国外企业的时候，他们会从更多角度考虑，我担心你有一些政治意图在里面，国家意志在里面，并非纯粹企业宗旨，的确是企业发展宗旨我不认同，你价值观我也不认同，这个自然而然会产生更大障碍。

　　而且从欧洲最近几年状况来看，他们对于中国企业收购欧洲企业的担心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看到失败的例子越来越多，相反印度的确是它买了成功的比例相对比中国人明显多很多。

　　主持人:就我们这次评选会也产生一批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公司，两位教授不知道对这些公司他们的做法有哪些公司是值得赞赏的？我们先休息片刻，下半场期待两位教授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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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接着上半场的话题，我们本次评选中也发现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公司，两位嘉宾看来，哪些公司做法，种种不利条件中他们做法值得赞许的？两位点评一下。

　　吴琪:其实从中国而言，我们相对这些企业有一些了解，但其实整个项目评选过程中，因为我们请了很多国外评委在这里面，他们会以他们感受对这些企业认知上，对这些企业进行判断，他们提到比较多像华为、海尔这样企业，有些企业我们没有觉得它的名气特大，但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可能在某一个市场里面，比例会非常大，做出了很有特色，未必是我们原来想象名气很大，但从国外这些专家看来他们会考虑他们竞争某个方式，他们在市场上地位等等多方面的因素。

　　李稻葵:非常简单的，如果抓这个典型的话，这个不全面，咱们可以这么讲，比如说在我看来，成功是什么，抓住国内的市场，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提高研发，以此为依托走向世界，这是海尔，我认为他们成功的经验，万象集团是非常积极务实的搞国际化，不是自己用万象的集团的身份去到美国收购企业，而是说在国外，例外国外的投资者，第三方去并购美国企业，这样就能化解很多刚刚我们谈到的中国政治问题的影响，尤其是工会的影响，避免了当地的政治和媒体的炒作，这是万象成功的经验。

　　还有，比如说我刚刚还想到刚才谈到的华为，华为是大规模的进行研发，不遗余力进行研发，然后把中国研发方面的成功优势发挥出来，工作时间很长，当然他们也需要可持续发展，员工的健康也需要关注，不遗余力把中国研发的优势推向集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总之各种模式都有，值得我们去一个一个进行研究探讨。

　　吴琪:另外我额外补充一点，在我们国外专家里面特别提到了吴琪上德，这是对你整个经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介绍，减少污染等等，这些行业里面的企业，他们自然关注度也很高，所以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我自己原来想象他们未必能够真正知道吴琪上德，相反这些专家，谁能看到他们关注的方式还是有他们挺明显的特点的。

　　李稻葵:上德也是一个模式，把最先进的环保理念和中国的成本优势结合起来，为什么他能去国外，国外企业进入不了他呢？成本优势。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好的技术拿到中国来，我们其他本事没有，就是成本很低。

　　吴琪:国外价格太高，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些领域把握住很好的机会，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共赢的局面，如果这个共赢的局面能够找到更多，这种国际化的到来起码来自政治或者其他方的压力会小的多。

　　主持人:刚才两位嘉宾点评了几家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其实中国制造并不满足于作一个玩具，内衣或者是消费电子产品这么一些制造商，其实中国也有能力制造芯片，中国也有能力制造大飞机，中国也有能力制造高级轿车，丰田全球21世纪模范工厂就在广州，我就特别好奇，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中国制造的第二次革命？或者说我们能否这样来总结，第一轮革命可能就是简单的来料加工，劳动密集型，第二轮就是对劳动生产技能更高，机器使用更高级的东西，我们能够实现更高级的制造了，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也是一种夸大其词，还是真的已经发生这样的革命？

　　李稻葵: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事实上我把你这个说法再推一步，我认为是三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来料加工，你刚刚说的那个，作衣服，玩具，这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什么呢？是把国外的比较先进的，甚至于是最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引进来，转移过来，也可能转移是合资，在中国生产，然后一方面是为中国的市场服务，一方面是出口服务，你刚刚说的丰田汽车，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中国的自主研发，为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进行自己的研发，当然这个研发也可以合作，但主要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再进一步提升我们制造业的加工生产能力，我们处于第二阶段。是一步一步来的。

　　吴琪:我同意李教授的想法，因为最初的产业自然而然会去寻求成本更低的国家，相对想远一点，那些产业，包括最初的玩具、鞋这些，是中国很难留在中国的，可能慢慢会向中国西部转移，它的趋势上就自然是哪个劳动力更便宜就去转。其实从中国而言，一方面你如何能够更加有意识的把技术和中国劳动力结合起来，我完全同意你这个，就是在第三点上你如何有能力真正去创新。在这个时候基于你吸收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你去进一步的提升你的技术和效益，提升你的整体竞争力，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原来引进的技术上，我知道中国行业里有这个例子，当时买的技术是全球最先进的，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什么也没做，就吃这个技术，但是十年之后在看，他的这些国际其他竞争对手，跟他原来在同一起点的这些企业已经走的很远了，而我们看到的这些企业还在原来那个地方，还躺在他自己原有的地位上。这样显然你要再想弄的时候就很困难了。

　　主持人:如果我们真的统一这样观点的话，也许咱们开始谈到的那些威胁就不用过多担心，比如说越南、印度这种更廉价生产基地，也转移到原来一些制造能力就转移到那里了，现在不太担心这个事情了。不过还想请教两位，中国制造如何来应对这些邻国的崛起？像印度、越南等等国家？

　　吴琪:我觉得从印度而言，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个产业的结构上面的这种适应性的调整，因为我不可能说我一定要去制约你在非常简单的劳动上面，非常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自然而然是你要放弃的。中国需要考虑的是从国家而言，你需要有主动性的政策去引导这些我的这个企业结构性的调整。因为这个一方面是，可能是整个的发展的格局会变得更加良性，因为我觉得这样带来的负面作用会远远高于你试图去保留我那些基础产业，然后限制那些国家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很良性的结果，这个从中国长远来看，这是从中短期来看都不是一个很明智的举措。

　　另外，如果我们真正想中国企业变得更加强大，国际社会接受程度越高，你也需要更加主动去有意识管理你的国家品牌，就是中国这个品牌。最初日本人进美国市场，大家一想到日本品牌就是廉价、质量很差、模仿、抄袭，到20年以后大家再想日本显然是一个技术含量挺高，创新能力很强，制造更精良。中国也要想我们在未来国际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自己独特的定位会怎么样，这些定位我有意识去管理，去支持相应的产业的发展。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品牌的强大会对这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的容易程度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是要在国家政策上需要去管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任由我们现在企业相对随意的，很多企业在国际上是缺乏相应的理性思考的，那些盲目举措产生了很多问题和麻烦，这些麻烦你可能要花更大代价，花更大精力才能改变因为这些给当地造成的一些，在国外一些政府、消费者、工会等等，这个企业这个过程中会造成影响。

　　主持人:就是说给中国制造应该赋予新的标签，意义。

　　吴琪:另外政府在鼓励企业国际化的时候，要想想我鼓励什么样的国际化，是我把东西卖到国外就行了吗，还是我到底要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要协同起来来做，可能从相应的结构上可能最好。

　　李稻葵:我想从企业层面说明一点，我完全同意你说的那个，从企业层面来怎么细节？我个人认为完全应该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机会，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制造业的企业在国内市场长已经积攒了多年的生产营销的经验，周边的国家兴起之后，我们的企业，像海尔这样子的，像长虹这样子的，完全应该一方面继续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地首先考虑去周边国家投资，因为周边国家毕竟你整个政治风险小一点，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使馆会支持快一点，飞机马上就把你出事的人运回来，不像非洲。然后你把一部分最低端的生产移过去，你也能够贴一个标签，是越南制造，以后把我们的贸易顺差转给越南他们，现在全是中国制作，咱们也可以作为企业行为，你把一部分生产的东西，最后一道工序移到越南去，然后卖到美国去。

　　吴琪:好主意。

　　李稻葵:对于企业而言也减缓了压力，所以完全是个机会，我觉得应该紧紧抓住。

　　吴琪: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补充一点，可能作为政府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原来在有些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会特别愿意，因为影响我当地的GDP的总额，但如果大家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其实是有很大麻烦的及

　　主持人:这块李教授有个观点，在评价地方政府的时候应该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来代替GDP的这种评价。那么我来转述网友的提问。

　　网友:在中国企业建立自己全球化的品牌方面，两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建议？就是建立自己的品牌这方面你们有什么建议？

　　吴琪: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企业在建立国际品牌过程中，我觉得总体上需要找到一条适合于我们的道路来。因为如果你看看，首先我们去建立国际化品牌，有一点，也就是建立品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讨论我要建立自己品牌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我为什么会要品牌？因为我之所以把品牌称为无形资产，是因为它可以给我带来议价，我可以多收钱，我还会投在这个资产上，它可以给我带来相对更高的利润。

　　但我们很多时候更多是一个名称而已，显然你要想建立这个品牌的议价，你需要比别人卖的贵，这是我建品牌最终的目的，我需要能有相关的东西支持它。那么你来看日本的企业最初是怎么来办成一个相对高端的品牌？这是跟日本在技术研发，在产品质量上和欧美相比更加的精细，更加的小巧，在这些整个产品上，从可感知的质量和技术含量上明显要好于当年欧美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一跃就成为，像日本产品就成为领先的品牌了。

　　另外像韩国企业，在我看来是走的另外一条很有意思的路，因为就研发，信息含量而言，其实韩国产品跟日本产品相比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从欧洲的人接受韩国产品作为一个相对从低端慢慢向终端走的时候有两个是他们佩服的，一个，其实韩国产品研发的速度，他产品更新速度，也就是他在一定层次上是把并不追求技术，但是我们通常所说在品牌里面的价值有理性价值和感性价值，他是在一定的理性价值基础上赋予更多的感性价值，比如新颖、时髦，这样一些因素使得他产生了品牌的一种议价在那儿。而且三星在欧洲成功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它有更加全系列的产品，因为尼康有一个相机，它是从一个一个产品族来的，像韩国从PC，从笔记本电脑，到MP3，到MP4，很多数码产品，他们能生产这么多的产品应该是有很高的能力，从而也是对他的品牌会产生一些更正面的作用。

　　中国品牌我想你要真正从工艺上，从产品可以感受到的质量和技术含量上超越日韩，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定程度上可能韩国企业可以对我们来说借鉴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些感性相对比较有附加值的感性价值方面，能够和我们中国的这些特征结合一起，能够去作为一种打造中国品牌可能的一种可能的道路，因为如果想追求和韩国企业一样的产品线，丰富产品线的话也未必这么容易，就是说从目前中国产品企业的状况来看，但是在有些产品领域是可以的，有些可能相对就难一些。另外我自己觉得可能中国品牌的塑造，从消费品塑造，针对B2B的领域塑造难度可能大一些，也许从B2B突破，进入B2C也可能是一种路径，但这些路径可能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这是我的想法，因为B2B市场里面大家相对更加理性，对一些感性上的东西要求相对更低一些。

　　李稻葵:这个很有意思，我就是有两个感想，或者是直觉的观察，一个就是刚刚你说的B2B，完全一致，就是现在我们在国际上，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很多领域里面有很多的品牌，有了，但是用的国外的品牌，但是上面加了一个中国制造，这是一个好事情，短期看我们没品牌，但是别人会把你的中国制造，和它那个已有的品牌联在一块儿，主要就是大家觉得中国来的产品质量不差，设计也蛮新颖，这可能是第一步，就是从这儿起步，所以中国制造这个东西用别人的品牌代工作也很重要，这是一个我的感想。再一个，到了一定时候，日本人也这么干的，到了一定时候你就开始设计一些中文字的，中文拼音的，发音不是那么特别符合西方的，就是包括日本很多产品的品牌，不是标准的罗马文字的英文的、德文的发音，逐步逐步这时候就形成了日本的形象了，日本品牌了。

　　比如举一个例子，音箱，早年日本人作音像，造出来的英文字，烛光那个，高端音箱，逐步逐步到后来不用这个了，他开始用自个儿的东西了，我们可能也需要这么一个东西，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事件，什么奥运会或者什么博览会，关键的事件，关键的代言人，关键的受人注意的事件是关键，通过几个事突破，这是我直觉式的观察。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智慧和洞见，今天讨论中国制造的未来，是我们“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评选系列学术论坛”的第一场，是由环球企业家杂志、罗兰、贝格联合主办，新浪财经频道协办支持来共同举办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和网友一起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完成全球化的蜕变，也为家乡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艰难努力鼓掌与欢呼。感谢大家参与，谢谢！

　　(本次访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