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 战略经济对话提供机会窗口

　　美国华盛顿报道　本报记者　赵忆宁

　　中美贸易关系一体化的程度远比人们想象的程度紧密得多,而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情形要比两年前严峻得多。

　　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33票通过了参议员舒默、格雷厄姆的一项修订条文（假如中国不在六个月内调整人民币汇率，美国应对所有进口的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此时，记者曾在华盛顿、纽约等地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和汇率问题进行了现场采访，并在本报刊登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九篇系列报道。两年中，美方在汇率等问题上不断施压，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并未爆发。

　　2007年的4月最后一天，记者再次访问华盛顿，“华盛顿圈”人士给出三组令人思考的数据。

　　华盛顿圈的三组数据

　　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盖保德　（Albert Keidel）在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以中国在全球的贸易赢余只占美国的贸易赤字中的8％为论据，批评国会“揪出中国”没有道理。因为仅仅是8％！

　　但两年之内发生的变化，使盖保德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作证时，显得不如两年前那么有底气了。

　　他最近的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上半年中国在全球的贸易赢余已经占到美国贸易赤字的20％，比2005年的8％提高了12个百分点，超过德国所占的19％。尽管他认为中国的贸易赢余上升得确实突然，甚至增长到与德国相当的水平，但这并不是由汇率的变化引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世界的贸易关系的改变。而2005年中国占美国全球贸易赤字8％的时候，日本是15％，欧元区为28％，石油输出国家为20％。亚洲（非日本、非中国）的全球余额是美国贸易赤字的19％。

　　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资深兼职教授、前世界银行驻北京总代表彼特·鲍泰利（Pieter Bottlier）两年前接受记者访问时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到钉住一揽子汇率的体系，然后逐步变得越来越自由和灵活”。在谈到逐渐过渡应该有多快时他认为，“一次性的15％－20％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风险太大。开始的区间应该是5％－6％，两年之后再逐渐过渡。”两年过去了，鲍泰利给出的三个中国汇率指标显示，中国人民币并没有向升值的方向走，而是相反。从2005年7月到今年4月，人民币名义汇率（Nominal exchange rate RMB／US）以温和的速度向上爬行了7％；考虑到贸易加权名义汇率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通胀率差的调整，中国的贸易加权实际汇率（Actual exchange rate RMB／US）自2005年中以来几乎就没有动弹，一直在1％左右；而其真实的有效汇率（Actu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RMB／US）实际上贬值了2％。这组数据令鲍泰利在内的华盛顿人士非常尴尬，也令国会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日渐不满。

　　国会研究服务局的韦恩·莫里森告知，5月将举行三个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内容是中国

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问题（包括日本在内）。记者被告知，三个委员会联合举行听证，这是史无前例的，包括税收和支出委员会、国际财政委员会等。这种趋势还会一直持续下去，接下来几年会有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汇率的听证会。

　　于25年前成立的非政府的独立研究机构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K街的智库中对国会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国会经常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佐证实施立法。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莫里斯·高登（Morris Goldstein）在评估中国汇率政策进展时认为，中国的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的成长在过去五年一直没有中断，到2006年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中国政府允许其对外收支不平衡的扩大与失控。中国的贸易顺差额占GDP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相反美国的贸易逆差额占GDP的比例也是世界最高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则是6.7％到7％。他认为，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出口额每年以35％的速度增长。

　　华盛顿思想库变得强硬？

　　随着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的日益扩大以及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贸易顺差的日益膨胀，美中贸易的不平衡越来越引起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有理由担心，其庞大的债务，包括它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都是巨大的，由此可能会使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将导致美国经济进入萧条。一旦美国经济进入了萧条，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也将放慢，这种不平衡状态将对整个全球的经济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且不谈国会山的恼怒，华盛顿的思想库也开始转向甚至变得强硬，这与两年前截然不同。

　　两年间，中美两国各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5年的9.9％，上升到2006年的10.7％，世界上独一无二；从2005年7月到今年的4月份，中国的名义汇率上调了7％左右；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从2005年12月末的8189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3月末的1.2万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外汇储备的国家，也成为资本过剩国；2005年中国的贸易总量达到1.42万亿美元，2006年是1.76万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2.6万亿－3.0万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矛盾。

　　而美国的变化则带有本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2006年11月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不仅击败共和党赢得众议院控制权，又一鼓作气拿下参议院控制权，为2008年总统大选打下基础。对中国而言关注美国中期选举，是源于美国政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分野明显：从传统意义上讲，共和党更多地支持低关税和赞成自由贸易；而民主党关注的是贸易对美国的经济与劳工的直接的影响。他们通常在赞成自由贸易大框架的前提下，支持推行利用＜贸易法＞，强调的是公平贸易。

　　此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向WTO提起了针对中国的四个诉讼案：其一是指责中国向某一些行业提供出口补贴；其二是中国限制

汽车配件进口；最严重的诉讼案例是美国就知识产权问题和出版物市场准入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在WTO里，一个成员对另外一个成员同时提起两个诉讼案还是第一次，也是罕见的。USTR在华盛顿历来被认为是扮演关键协调人的角色，不仅协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要协调国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政策分歧。在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得到国会信任的贸易代表被推上了贸易政策的舞台中心。美国国会承认，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最大的美国诉讼其他国家的案子。USTR再次扮演了抚平国会对贸易政策不满情绪的角色。

　　复杂的中美经济关系

　　“中美的关系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每次别人问韦恩·莫里斯时，这位在国会专门为议员提供中国问题咨询的专家，都会借用布什总统的一句话“中美的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说：“因为当人们的关系走得越近的时候，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机会也就越大，就像两个人结婚之后，两个人之间有爱，但是两个人之间也有问题。”

　　通过这些领域，中美两国的经济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中美两国需要相互依存，需要倚仗对方经济的增长来保持自己经济增长的势头。对此，中国方面已经界定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利益”，1997年9月“共同利益”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发展了这一战略思想，同时也强调“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从经济领域看，是两国之间共同利益最大的领域，也成为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但是两年里，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加大而变得更加紧张。中国从原来向美国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这些产品，改变成为向美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比如计算机。中国不仅成为美国的一个竞争对手，而且越来越大的竞争关系造成了双边的贸易摩擦。　

　　虽然贸易的决策权是国会与总统共享，但是与其它外交政策相比，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决策权具有更明确的宪法依据。国会念念不忘的是上演于上个世纪80年代对日本采取“铲平游戏场”（level playing field）　的“公平贸易理论”的老剧。“日本也曾因为抵制日元升值，一些公司害怕在国际贸易中失去竞争力，结果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并且导致日元升值如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美国前财长拉里·萨莫斯这样说。

　　对中国而言，相比2005年的今天，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形势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加严峻了。虽然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并列出“调重点、促消费、减顺差”的措施；虽然中国在美国国会使用议案惩罚中国“狼来了”的叫声中度过了两年，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美国对中国实行立法惩罚的这只“狼”真的不会来吗？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信息是，国会把规定关税和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进行谈判的权力授予了总统，但这个授权是有时间限制的，倡导贸易自由的布什总统在一个多月后，将面临着国会向总统授权期的失效。来自国会的消息是，很多代表选区利益的议员们表示不愿意再授权给总统，尽管总统更加顾及外国的观点与考虑美国的整体利益。总之，无论是否授权给总统，都是国会对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者的平衡。

　　阻挡“狼来了”的一道屏障已经在北京和华盛顿间设立。在记者访问美中经济战略对话美方联席主席、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的时候，他首次明确表述，“美国近年来已经改变了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过去曾经强调通过美国国内立法迫使中国改变，现在则是通过双边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平台，从而战略性地管理双边经济关系。”从2006年开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既是一个创新，也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从来没有的。它如同一扇机会窗口，中美双方都应该把握住这扇机会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