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官制一睹

　　我们曾经以极大的勇气认识和创造了一个自由选举的基层组织，对它的管理和监督却仍然停留在地方政府“一言堂”的模式，这种有缺陷的制度设计对浙江义乌而言正在成为村治腐败的温床。义乌小商品经济早已名满天下，许多村庄因土地增值而暴富和随之发生的村官腐败丑闻同样不绝于耳，老板治村在义乌已成为一种主流，然而，危机已经显现

　　文/本刊记者 艾哑

　　有人曾用“村庄消失”来描写义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可谓恰如其分。由于产业的空前繁荣所推动的城市疯狂扩张，使许多村庄的土地在一夜之间身价百倍。村官作为这些土地最重要的“利益攸关人”，在征地、配套设施工程、旧村改造等等“有利可图”方面，当然拥有无可争辩的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村官的身价一路攀升，三年一度的村官竞选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中共

义乌市委的一位干部说，义乌的村官吃香，有一部分原因确实与土地增值有关。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这些村官很容易出问题

　　村民罢不了村官

　　朱革明从当上雅楼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今年春天跻身于义乌市人大代表的行列，在这期间，始终伴随着村民们各种各样的检举和揭发。

　　在村民们四处投寄并且内容不断加长的控告信中，朱革明从贿选当上村主任、村支部书记，到为谋私利毁坏农田，擅自出卖集体房产，恶意圈占田地等等，令人怵目惊心。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村民们从未停止过上访、寄发检举信，他们几乎跑遍了与土地问题沾边的义乌市所有政府部门。不过，许多村民感到困惑的是，有关部门对他们的举报基本无动于衷。

　　作为企业老板、作为“村官”的朱革明的故事在义乌并不鲜见。在这个小商品支撑的城市辖区里，为数不少的村官都与朱革明有着相同的经历——走马上任“村官”之前，即遭遇“贿选”举报，举报通常是无果而终。近几年被媒体先后披露的义乌赵宅村、三里村、下骆宅村等村干部腐败事件，都已成为义乌“村官之患”的一部分。

　　“他们开始竞选村官的动机就不纯。”义乌市一位离休的前政府官员说，这些人就是冲着土地才千方百计的要当这个村官的，村集体早就囊空如洗，唯一让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村里迅速增值的土地。

　　“村民举报村官，政府部门的回复经常是查无实据。后宅街道办管辖的雅楼村、遗安村、湖门村都遇到了这种情况。”一位村民说，他几年来一直在检举揭发朱革明的违规违法毁田占地问题，除了政府有关部门叫他去问了问情况，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谢教授说，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村治腐败，绝大部分都与城市扩张征地和集体土地的使用有关联，而且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地方政府如果监管不力，根据目前已有的村民组织法和相关条例，村民是无法罢免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村官的。假如其中存在以贿选当上村官的情况，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

　　村民组织法规定：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接到罢免要求之日起一个月内召集村民会议投票表决，村委会召集一个大会来罢免自己，这几乎不可能，这就实际造成了村民罢免权的落空。

　　尽管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同时规定：村民委员会在接到罢免要求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召集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帮助村民会议投票表决。但显然意味着，如果乡镇基层政府不认可村民的罢免要求，村民自行召集村民会议罢免村干部，只能是罢而不免。不管这个村干部如何侵害了村集体利益，如何不得人心，只要基层政府不出面处理，这个村干部就永远可以逍遥法外。

　　村官成了“土地爷”

　　由于村民和基层政府都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村里的一切事务自然都由村官说了算。在义乌市的雅楼村，仅仅有几个村民对村务不公开在私下里发了几句牢骚，就先后遭到过村主任朱革明的恐吓和殴打。朱革明既是雅楼村的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还是义乌市人大代表，在雅楼村更是显示出一言九鼎的威权。记者在该村采访的时候发现，原来在电话里还怒气冲冲的村民，一说起朱革明都噤若寒蝉。一些村民事后解释说，朱革明耳目众多，说不好要挨打的。

　　相对于义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超市的非凡扩张速度，雅楼村的发展机遇显得有些姗姗来迟。直到2004年——义乌市铁路新客站在雅楼村破土动工以后，这个看上去仍然荒凉的小村仿佛时来运转，村里的地价也随之扶摇直上。

　　据调查，随着新火车站建设和旧村改造的快速进展，一系列配套设施工程也随之上马。朱革明作为说一不二的“村官”，而且靠着诸多非常手段，自然是近水楼台，许多工程都由他直接或者间接承包。投资达数千万元的火车站站前街的建设工程就是由朱革明及其合作伙伴承揽的，除了工期一拖再拖已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不悦之外，修路建设产生的石头、砂子等等废弃物也没有及时做出任何处理，这些粗糙的废料就这样如山似的堆积在雅楼村湖长塘水库脚、月伍山旁边的肥沃良田上，占据毁坏的良田达7亩之多，并由此导致近百亩田地被荒废。

　　义乌市政府一位了解站前街工程招投标情况的官员告诉记者，朱革明当年能够介入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与如何及时处理这些建设废料有关，许多参加竞标的工程公司因为担心朱革明在堆放废料问题上暗中与他们为难，都望而却步。

　　村民说，随着新火车站启用日子的临近，雅楼村的土地房产迅速增值已没有悬念。于是，朱革明抓住机会，在根本不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通过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开始策划卖掉属于村集体的加工厂4间、抽水机房2间和朱姓祠堂10间等数百平方米的集体房产。其实谁都明白，朱革明想要卖掉的当然不是那几间破房子，而是房子底下的土地。

　　据介绍，2006年4月22日，经过由朱革明一人导演的所谓村集体房产拍卖会公开唱价竞买，村民朱关潮的女儿朱玲玲等20户买走了这些房产。最多一户买走110平方米，最少的也有20平方米，最高售价每平方米13800元，最低售价也达每平方米10670元，房产买卖款共计780余万元。据透露，雅楼村出纳员蒋慧仙还给每个买房户开具了“义乌市村经济合作社统一收款收据”。

　　义乌政府面临新挑战

　　朱革明的“治村”故事已经证明，“村官”虽小，却掌握着土地发包、宅基地安排等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权力，在义乌这种地方尤其如此。

　　“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去竞选村官，当上(村官)后难免会出事。”浙江省民政厅基建处官员透露，去年惊动浙江省公安厅的义乌市北苑街道办事处石桥头村原村委主任吕三明、村支书李关兴就是因多起土地案而落马的。

　　担任过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的蒋文新说，义乌农村的私营经济非常发达，集体的凝聚力在减弱，村里的很多事情要靠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去办。但的确也有一些人做村官的目的就是捞取个人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运用村主任的名头圈地以及承包村里的开发工程。　　

　　据调查，义乌私营企业主们跃上农村的政治舞台，不外乎以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家族势力庞大，推举谁出去当选，可以保护家族的利益；二是当村干部多年，在村里的根基深厚，一般可以连任；三是父辈当干部多年，培养了一批嫡系、结交了一帮关系，儿子当选较为容易；四是个人经济实力庞大，花钱买票，这种“黑马”也很受村民支持；此外，还有“集团参选”，即几个有实力的村民各争取一帮村民，集体进入村里领导班子。

　　

浙江大学陈晓明教授对此的看法是，这样复杂的参选、竞选背景，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政府没有与时俱进的监督管理措施，类似义乌这种“村官之患”就很难根除，甚至可能酿成农村的不稳定局面。

　　上访的村民告诉记者，朱革明尽管已经成为义乌市人大代表，不管他是如何当上这个“人民代表”的，但他至少不能代表雅楼村的大多数村民。“政府如果管不了这个人，那谁又能管得了呢？”这位村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