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联合体惠及全球

　　目前西方盛行的关于中印的讨论中，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颇感“担忧”，更有夸大两国竞争关系者，唯恐天下不乱，鹬蚌相争而渔翁得利，诚然其中也不乏对中印崛起的商机的探讨。而拜尔·辛格从历史、现实及国际格局出发，致力于探索“中印21世纪奋进的另一条道路”，本期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刊于本版3月23日），她列举中印之间深厚的共享的、与西方文化相差别的东方文化基础，针对西方提出的“中印联合体”设想了五大目标理念，并认为中印携手引领这些理念，将惠及全球，她认为对于中印而言，经济的增长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用合作而非恶性竞争的心态来得到它”。

　　温情的“东土”

　　据1934年中印文化协会的创立者谭云山（音译）的儿子，华裔印度人谭中（音译）说“1957年前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印度使馆的餐后妙语使主人们大感惊奇，他说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死后在印度得到轮回转世”。

　　毛泽东所言的是一个被称为“归西”的

神话（字面上“回归西方”），它是中国社会的再生产物。人们用真诚的祈求来抚慰那些失去至亲的人们：“愿逝者返回西方极乐”。这个祈求在中国传承了近2000年，佛教徒们称印度为“西天”（西方的天堂）或“中天”（中央的天堂），称他们自己的祖国为“东土”（东方的大地）。毛泽东正是这一沉淀在中华文明中的珍贵信息的传达者，展现了中华文明对邻邦印度柔软温情的一面。

　　在印度如今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的这种传统，我也是于20世纪90年代在达特茅斯时，从我的研究生那里得知的。我最近在台湾的访问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不仅仅是因为看到遍及全国的佛像，还因为它尊重自然、长者和宾客的基本文化习俗。

　　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2005年3月在台北阳明大学一场宴会，安排我食宿的接待人员在宴会时得知了我是一名素食主义者，众多人士出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尽管他们都是非素食主义者，却都点了素斋。这甚至在印度也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城市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不会如此。在美国，更没人可以想象这种行为。在西方世界中，个人选择被强调重于集体思想，如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或社区。我作为一名客人在台湾所见识到的中华文化使我相信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处在一个更深层的水平上。

　　我有一天在慈济大学做深入访问，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医学院，那真使我大开眼界。他们担任着令人羡慕的职位，因为他们能担保，千万人在死后可以捐出他们的遗体来贡献医学教育。这不是因为他们会提供任何金钱奖励，而是他们这种处理遗体的方式符合中国佛教徒的传统和儒家“死而后已”（在死后也要贡献于他人）的思想。他们崇高的思想和对事业的投入有感于其创始人达玛大师程云（音译），她把慈济基金用于为人民服务，包括中国内地。

　　真正地贡献于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克服一切险阻，消弭任何，形成合作。中印关系一定要采用这种方式。

　　消弭罅隙

　　2006年1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尊敬的宋德亨先生在印度海军作战学院的演讲中公开声明了这样的价值观。“在经历了几世纪的被压迫和蹂躏之后，我们注定要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再度崛起，但我们必须走一条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道路。毕竟，与我们两国间2000多年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相比，那些不愉快的经历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们都应该设法将那些忘掉。”

　　他继续道：“中印之间的友好往来可以上溯到2200多年前，那时一些中国商人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了印度大陆。自此以后，商人、僧侣和使节们穿梭往来于中印之间的脚步将这两个伟大民族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两种伟大的文明也受益于这种密切而广泛的互动交流：印度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西南终端，中国人民的精神也因为印度佛教的传入而丰富，同时印度人民也从中国学到了制糖法，这就是中国在印度语中被称为”CHINI“的原因。我们的友谊与合作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我们都在法西斯的铁蹄下为自由而战。

　　印度和中国在1954年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双方同意以五项基本原则（Panchasheela）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这些原则规定：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这些原则形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吸引了世界上大多数希望远离昔日美苏阵营的国家。但五项基本原则却未被有效地执行，1962年中印之间的战争粉碎了在面对世界各项事务上形成一个东方领导力的梦想。

　　1979年2月，印度外长Atal Behari Vajpayee的高层访问打破了这一历时17年的僵局，为中印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由此至今，中国已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其贸易总额高达200多亿美元。但印度对中国总有着挥之不去的疑虑，尽管其中有实有虚。主要是中国的军事雄心、政治体制、战略防御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造成了印度人心中对中国的争议。印度如今还面对着一伙名为”毛派主义“或”Naxals“（当地称他们的运动起源于Naxalbadi）的暴力分子。

　　中印联合体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于印度的知识分子普遍西化和精英化，他们认为印度的文化和传统是落后、当被鄙视的。但拥有言论与行动的民主自由，这也符合她的传统文化。任何尝试驱除这种文化的行为，都将得不到赏识。

　　中国与印度大众有了更好的联系，但这是依赖于千百年的文化。中印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在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成长，而非依照西方世界的标准和方向成为彼此经济”竞争“中的对手。经济的增长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用合作而非恶性竞争的心态来得到它。因为那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猜忌和自我冲突。历史上，西方世界制造了众多的不同民族间的纷争，至少在500年里，他们尝试着制造争端以使自己处于优势，这一切往往从经济领域开始，以后发的军事行动相胁迫。这就是殖民者们入侵印度和东方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问题在于，中印能否在近期就联合起来成为西方经济利益集团所谓的”中印联合体“，并意识到这正是采用修正措施，引领他们的未来脱离西方两极视角框架的时机。

　　这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新加坡国力大学LKY公共政策学院院长Kishore Mahbuban纵观东方历史作出概述，他全面看待印度在东西方战线上的位置，并预言了印度未来的独立的道路。

　　他引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话，孙曾经毫不犹豫地倡导中国向西方学习，他说过，中华文明已存在了几千年，而西方文明却只有短短几百年。中国人不能脱离旧俗走向现代。这就是中国人被人称为最保守的国家的原因，也是累积贫弱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国人全然无用，除非我们在未来以西方文明为榜样，我们就能轻易地转弱为强，推陈出新。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西方世界探询新气象，然后再回到东方来看看这些旧东西，如果我们中国人可以做到这些，那么除旧布新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中国已准备好听取孙中山除旧布新的建议了，并将在与印度的合作中付诸实施。

　　西方对中国和印度的担心也许不是“中印联合体”将用西方的科技来增强她们的GDP和军事实力（西方依旧保持着他们上半个世纪的优势），而是中印将改旧约为新俗，那到时的西方就很难与之匹敌了。

　　西方世界所秉承的民主和外交理念可以被中国和印度采纳，以此来创建一个更为公正、自由的环境，而不再需要用时时的操控来维持一个零和游戏。相对于当今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圣雄甘地对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甘地曾谈到：“民主概括起来说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牵动着整个自然，经济和一种精神源泉，来让各领域的人来为大家共有的利益服务”。民主的理念亟待发扬光大，唯有如此，公民才能独立。

　　五个目标理念

　　中印两国应当领导推行一项惠及全球所有人福祉的理念，这首先要从如下地区开始：印度的克什米尔和中国的西藏，还有那些临近的区域（巴基斯坦，尼泊尔，中国台湾等），唤醒人们对自身所在领域的影响力。由于当今世界暴力犯罪和恐怖主义泛滥成灾，甚至西方世界也在焦急地思索着新的解决方法。

　　全球都在注目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由此也引发了新的思考。西方公众对日益临近的全球变暖问题、资源耗竭问题烦躁不安。西方政府一直在指责中印两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潜在持续作用。虽然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已变得十分松散，但我相信，那里的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却相当崇敬。中印两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跳出固有模式来思考，也许她们能在自身流传了千年的古老智慧中找到答案。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Panchatantra（5种方法）和Panchamantra（5个目标），人类不再有种姓和信仰的分别，共同建立一个超越政治、军事纷争的新世界。我对Panchatantra的试探性建议：让公民普遍享有健康；接受启蒙的教育；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远离暴力冲突；生活在公正的权力体系下。而Panchamantra应该是独立、自由、追求真理、包容差异，

和谐社会。

　　作为一个自古以来就是有组织的社会，中国在实现“Panchatantra”的进程中可以提供强有力的领导。而印度具有传统悠久的哲学，藉此印度可以为“Panchatantra”发展一套详尽精辟的阐述，并为诸如“民主”，“人权”，“行政”，“主权国家”，“社会财富保障”的现行术语重下定义。

　　（华琦敏译，有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