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现象背后的山西尴尬：政府难承受环保惩罚

　　经济观察网讯 记者杨光 发自太原、河津 2007年开始，吕梁市“区域限批”、首富县河津“区域限批”、“富老二”孝义“区域限批”、临汾最后通牒、运城面临“限批”……

　　一年尚未过半，山西被批下的地区已有不下三个，环保部门日益强硬的态度，使得其在为山西治污大刀阔斧开路的时候，也让当地不少政府部门人士忧心忡忡。

　　“首富县”的日子

　　没有煤，这里基本上不可能成为首富县。河津在整个山西资源型产业链中只是一个不大的角色。不过，当你置身于这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县城里时，还是不难发现煤焦产业给当地经济带来的活力与环境上的创伤。

　　赵建诚(化名)是个外乡人，15年前来到河津，做过小本生意、跑过运输；92年随朋友转行跑了出租直至今日。对于近期遭遇的“区域限批”，赵显得有些不理解，“凡事总的一步一步来，环境说好就能好了？人一顿饭吃不成个胖子，同样，河津的环境问题想要一两天解决也不现实，一个限批令下来多少工人下了岗，没工作了还要环境做啥？”

　　对于此次制裁，河津市环保局长闫吉河认为：河津的问题是多年来造成的，加大整改的力度也非一日能促成，目前决心已经很大了。无论如何，为了保证环境达标，经济受到冲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闫吉河介绍，在省环保局下达“限批”令后，河津21座不达标焦炉现已全部关闭。但想要从根本上解决河津环境问题，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已经关停的河津振兴集团2×200MW发电机组建设项目工地，记者看到，空旷的工地已基本看不到人，在工地旁负责看守的人说，自从这里封停之后，原先的工人大部分已回家了，有的则转去别的项目干活，这里什么时候能开工谁都说不清楚。

　　实际上，2006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就已下达政策，要求对振兴集团违规项目进行处理，时至一年过去，违规项目依旧在生产的现状成了此次“限批”河津的主要动因。

　　一个违规项目何以一年关不了，闫吉河认为：一个违法建设项目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有电、有水、有地、有钱对方都具备了；最初该项目是获得项目批准的，随着发展，政策也相应有了变化，但这些政策上的变化在企业来说是始料不及的，长期生产的背景在无形中加固了企业的原始能量，正是这种能量维持了企业的继续生产。

　　山西宏大集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会民面对眼前现状坦言到：部分经济欠发达的确，以环境代价换取经济效益的做法是客观存在的，同样，他所在的集团在这次“制裁“中也有一个项目被拿掉。

　　“其实，这里的空气质量较以前而言是提高了一大块的。”河津市政府通讯处杨处长表示。在河津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统计表中记者看到，2007年1到3月份，1级空气质量达到了10天，是统计显示的2003年至今最多时候。

　　河津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闫新民表示：造成眼前现状的根本原因还是政策交接中存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是以全国大环境、发达地区为依据的，但就不发达地区是否适用则鲜有人问津，而执行后带来的一系列善后问题的承担方还将是政府，这在河津就比较明显。

　　在这里，环保部门具备一定的刚性手段，“停电、停运、停贷”制裁手段直接掐住污染企业的生存命脉，环境治理工作似乎在这里不再被动。据山西省发改委内部人员透露，多年来山西对环境的欠账已达3000多亿元，眼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还环境的帐，但绝非短期内可以做到。

　　交叉路口

　　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冲突终于在一次次出击的“区域限批”下愈加引人注目。

　　“区域限批”的真正杀伤力并不是体现在对违规企业的制裁，这一严厉的惩罚是让当地政府直接承受。

　　“山西是一个以固定资产投资委经济主要拉动力的地区，这几年山西经济快速发展，除了煤炭资源价格回升以外，保持较高速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山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潘云此前接受采访时讲到。

　　“如果你舍不得某几个企业的税收，那么就让你更多的项目无法上马，届时地方政府自己去算那个损失更大。”

　　但是对于山西地方政府来说，虽然账目清楚，但要做这样的抉择并非易事。

　　记者了解到，即使国家近年来一直高调调控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势头，山西在200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了26个百分点的增速，比2005年的增幅又有提高。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山西作为煤炭大省和国家工业基地的定位，重工业成为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替代的经济发展结构。即使经过了政府竭尽全力的引导，山西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大量涌向煤焦铁电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

　　河津市发展计划局一位官员的话极具代表性，“我们当地的优势就是资源，让投资者把钱投向其他产业并不现实，投资者追求的是利益。”

　　记者了解到，2006年临汾市招商引来的资金，近60%的签约项目都是煤焦铁项目。

　　也就是说，山西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如果不发生根本改变，环境状态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改观。

　　这意味着，不仅是吕梁、河津，山西更多的地方随时还会被环保总局采取“限批”制裁。而制裁则必然导致山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受到极大影响，山西的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2007年4月10日，经过3个月的整改，吕梁已达标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标准，“区域限批”于该日正式解封。)

　　“限批”对吕梁的影响已经充分体现。吕梁市副市长李秀峰就曾表示，至少一百多个新项目都会受到影响，这一百多个项目如果按期上马，其产值能达到几百个亿。

　　吕梁当地一位重要官员的话非常能体现政府部门的矛盾心态，“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社会事业的发展，学校、卫生、公路，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和限制。”

　　许多人士早就指出，产业结构才是山西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

　　有研究人士分析，如果国家对山西环境问题继续实施严厉限批措施，那么大批的煤焦铁企业必然面临淘汰或者增加投资成本，同时大批的其它投资项目遭受牵连，如此山西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受到极其严重影响。

　　不过，有一点非常明确，不仅是国家环保部门对山西态度强硬，山西省高层在治理环境上，现在表现出的态度也非常坚决。山西省委书记此前公开表示，“山西决不要污染的GDP。”

　　在被限批后，吕梁市长董洪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寻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的一个结合点。在产业结构选择上，既要结合当地以资源为依托、为导向的资源型经济，同时，要让它新型化，通过新型化来解决环保问题。

　　作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山西省先后投资700多亿元，建设了15万余台治污设施；但相对监管手段的缺乏，是长期影响山西环境治理的病因所在。

　　据环保部门人士透露，山西全省治污设施运行率仅为50%-60%，治污投资浪费巨大而鲜有成效。

　　“但是转型和新型工业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潘云说道。山西省发改委财经处李海生处长也说道，“山西转型最缺乏的就是资金，近年来到山西投资的人不少，但资金大都投向能源产业。”

　　吕梁市长董洪运则表示，希望国家能考虑山西经济结构的特殊情况。“这些地方资源优势应该让他发挥，离开了资源优势，这些地方再没有别的优势，基础设施只要改善了，他是可以发展的。不依靠资源优势，这个地方那么贫，那么好，那资本哪里安全，哪里回报高就往哪里流动嘛！人家就愿到你的穷山恶水的地方来投资吗？资本家也不愿意来。”

　　山西省发改委人士也表达类似观点，结合山西自身的条件与产业结构情况，应该制定相应的环保政策，全国一把抓并不合适，在这一点上山西算是“特区”，理应得到特别的政策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