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马彩的公共选择

　　一种更富刺激意味和娱乐色彩的博彩方式正在走向中国民众。这就是马彩，学名叫公益性竞猜型赛马彩票。据报道，相关政策正在调研论证中，马彩有望在“不久的未来”在武汉试点。

　　这个消息出来的背景，正值中国彩票业运行进入一个新阶段中。自1987年政府卖出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时间已匆匆走过20年。在这期间，彩票业带来的收益与问题，都无法被人忽视。

　　从发行第一张彩票开始，政府就面临着选择的难题。博彩，是一种机会游戏，而这种游戏与赌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主流价值观念里，赌博是败坏社会公德、导致社会问题丛生的恶习，无法为社会所容忍。因此，彩票业在中国的出现，曾遭遇过严厉的价值评判与道德拷问。

　　不过，以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为代表的一群有识之士，最终说服了中国，彩票业的价值藩篱得以突破。推动者的功劳固然是不能忽略的，但彩票之所以能够堂皇面世，还是因为其本身的功能与特性决定。

　　彩票源于游戏，但作为游戏的延伸，规范的彩票产业不仅可以合法运行，还能够起到疏导作用，抑制民间的赌博犯罪；同时，由于机会游戏的特点，彩票天然具有娱乐性；另外，彩票业作为一个产业，有着相当的正面效应，单从交纳税收来说，彩票强大的社会筹资功能被誉为“微笑纳税”。

　　20年来，彩票业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根据

财政部综合司的统计，从1987年至2006年，中国累计发行彩票达3671亿元，累计筹集彩票公益金1219亿元。在吸纳就业人口角度，彩票市场从业人员目前已超过50万人。当然，问题也出现不少。比如，由于运作上的不尽规范，这个行业里出了不少丑闻；问题彩民现象，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另外，行业中也出现利益的争夺，由于部门利益的搅局，影响了彩票业的健康发展。

　　如今，马彩若隐若现。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一度的犹豫心态，不难看出。

　　上世纪90年代，广州曾经办过博彩性有奖赛马场，也曾经风光一时。但由于争议较大以及管理不善，这个赛马场最终在1999年黯然停赛。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赛马彩票，成为一个忌讳的话题。

　　政府的犹豫态度不难理解。马彩不同于一般的彩票，涉及的不仅仅是彩票的发行问题，更有赛马场的建设等，投入较大。更重要的是，比之一般的彩票，马彩牵动社会的神经会更为强烈，其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为不少决策者所担忧。

　　显然，这种犹豫态度现在有了变化。针对马彩的开放问题，国务院已经授权财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实行方案，进而选择试点城市。这种态度变化，可以视为需求压力之下政府的突围举措。

　　所谓需求压力，既包含了来自社会的娱乐性需求，也包含了公益产品需要打通新的渠道，当然，也不排除具体的政府部门亦有利益在其中。在确定公益性前提的条件下，通过有效控制马彩可能的负面效应，引导其成为一个规范的产业，当是一件可期待的事情。

　　正如不少彩票业研究者提及的，公益性是确立彩票的正当性最重要的基础。对于马彩来说，同样如此。在这点上，香港赛马会“赛马惠慈善”的传统不无借鉴意义。香港马会不仅是个重要的纳税机构，也是个雇佣就业者的大户，更有直接捐赠公益项目的传统。据悉，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的负责人日前赴港取经，希望他们取得的不光是技术面的东西，更有“惠慈善”的内在精髓。

　　毫无疑问，马彩有潜在的负面效应，正因如此，在相关部门的调查论证阶段，就应把建立负面效应的有效控制机制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这种机制包含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抑制非法赌博和打击相关犯罪活动；二是加强对问题彩民的研究与引导。如此，马彩方能发挥出其积极效应，而规避负面影响。

　　进一步看，马彩产业还有个市场开放的问题。马彩固然是需要在政府严格管制下运行，但政府管制是否一定就是政府经营，还可商榷。20年来的彩票业，一直是由政府高度垄断的，这种垄断有其可取一面，保证了一个稚嫩的行业基本平稳的运行，但是，也产生了一些积弊，包括监管方面的问题以及部门间对于利益的争夺等。马彩尚在调研阶段，由政府严格管制，但在市场准入方面适当放开，应是可作有关部门参考的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