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21日参会手记：拉特里奇 能源安全

　　参会手记

　　4月21日

　　三、与拉特里奇吃早餐

　　虽然凌晨两点才从杭州飞抵博鳌，58岁的约翰·拉特里奇博士在按预定时间八点与我们共进早餐的时候，并没有显出疲惫。

　　“我已经在中国呆了两周。准确地说，我先来了两周，回美国两周，又回来呆了两周。”所以在他看来，过去六周其实主要在中国。

　　拉特里奇被视为里根时代美国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曾在老布什时代的政府任税收政策顾问，历任两届总统的高级智囊。他也曾经为美国政府、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和科威特政府担任过经济顾问。几十年来，他的署名文章经常出现在《福布斯》《财富》和《华尔街日报》，他还定期在FOX新闻频道、CNBC电视台、CNN作经济评论与分析，可谓美国一位知名“商界思想家”。

　　早餐时间不过四五十分钟，但拉特里奇快人快语，几乎是有问必答，让整个会面显得相当有趣。

　　在拉特里奇看来，当前美国人有两大信息误区，一是不了解中国人，二是不了解阿拉伯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信息误区”。他说，中国人相当了解美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青年一代，但多数美国人还是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冷战”年代，“形象中还是中山装、红宝书和自行车”。所以，美中关系很容易陷入偏见。

　　当前，国会共和与民主两党席位差距极微，一张投票就可能影响某个议案的通过与否。因此，仅仅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两万名纺织工人的意见，就能通过本州参议员格莱汉姆，在国会对华经贸政策上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力。此外，自去年10月民主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后，白宫也立即相应调整了政策，进一步对华施压。这一切，使中美关系面临重大考验。

　　话题自然转入中国国内。在这方面，拉特里奇的观点与多数国外观察家和经济学家不一样。他觉得中国应当采用固定

汇率制，当务之急是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使中国企业可以大步走向海外，投资海外。

　　谈到海外收购，必然谈到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优尼科的失败前例。在拉特里奇看来，这是个很坏的先例，但可以操作得更好。他说，如果此事能够运作低调，而且分成两步走，也就是说，将优尼科的资产先行分为美国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先收购其国外资产，就完全有可能成功。

　　他觉得这事没有运作好，因为美国政府事实上愿意让中国公司收购，但面对国会怒气冲冲的反应时，又没有做任何工作。而国会之所以反对，则是考虑舆论压力，“议员们为舆论活着”。

　　以他的建言，中国公司海外收购应采用低调策略。同时，目前大量私人股权投资基金(PE)进入中国，投资中国私人企业是非常好的事情。

　　他透露，“我最近在杭州，就在与省长商谈PE进入浙江的事情。”他说，美国的经济三分之二靠中小企业支持，不是光靠微软、GE这样的大企业。中国也要依靠中小企业成长，主要就是民营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缺乏资金。大企业有国有银行，小企业怎么办？PE进来之后，可以为他们带来资金，带来进行收购兼并的技术，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到海外投资。

　　谈到这些，我们注意到，拉特里奇的兴趣早已转向中国，而且正在PE领域。他的拉特里奇资本公司如今在中国有固定的办事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金融街。

　　“我差不多每月都来中国。”他说。

　　(胡舒立 王烁)

　　四、谁的能源？怎么安全？

　　今天上午是博鳌开幕，盛况空前。主会场不到九点就挤满了人，许多听众只能在外面看录象转播。这回是菲律宾、巴基斯坦、中国政要依次发言，中间还穿插了“经要”比尔·盖茨。不过，大会将完，专于开会的听众便开始陆续转移，主要转往接下来分会场的重头戏：能源专题。那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场所，但凝聚了更热切的关注。

　　从2005年以来，能源安全议题就是每一个大型论坛上最热门的节目，在博鳌自然也不例外。此番“亚洲如何进行合作确保能源安全”一节，吸引了远超同时间举行的关于亚洲价值观讨论的听众。其实，论坛级讨论的目的从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使参与者和旁观者清楚地知道到底存在着什么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这一节关于能源安全的讨论充分达到了目的——这是一次观点对比鲜明的讨论。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能源需求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金泰由认为，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中的国家会经历一个能源需求高增长，到达顶峰，然后趋于稳定的过程。目前东亚国家还处于这个链条未达顶峰的阶段。他的一个重要立论是，从边际福利改善的角度看，能源对于亚洲国家的重要性要超过对于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他没有接着往下说，但隐含的逻辑已经昭然，亚洲人与欧美人有同样的权利消费能源，如果不是更有权利的话。他还认为，能源安全的最大挑战不在亚洲之外，而在亚洲之内。就是说，亚洲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于“能源价格的上升”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而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亚洲能源消费国需要共同做出计划，为可能的能源危机做好准备。看起来，金泰由觉得

石油价格的上涨无疑构成了能源安全的核心内容。

　　傅成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则显然认为金泰由对油价高涨担心过度。他认为，如果油价持续保持在60 美元以上，世界经济应该没有能力保持高增长，而过去几年间情况正好相反。为什么？油价实际上没有看起来那么高。他说，过去几年美元持续贬值，加上通货膨胀，使得60美元的油价仅仅相当于2002年的40美元左右。他的看法是，“能源安全比高油价更重要”，因为三大长期因素将使得能源安全真正成为问题：一是人口将大量增加，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81亿；二是气候变暖对全球减排提出了迫切要求；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可避免，只要有80%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能源就不够”。

　　前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提出了一个被主持人称为“很久以来仅见的”强有力的关于碳减排的发言——这一发言同时可能也是最有争议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高度依赖于廉价能源，以至于占全世界总人口仅5%的北美人口，消费了35%的能源。大房子，大汽车……发展中国家都在模仿这一模式。问题在于这一模式是不可模仿的。

　　他说，中国与美国的碳排放量居世界最前列，预计到今年底，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中国如此古老的文明要仿效美国生活方式。”他表示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中的确有了更多的节能和环保内容，“但这还不够，而且需要更严格地执行”。他声称，美国消费者可以接受为节能或者环保而支付更多的价格，比如说，100美元一双的NIKE加进环保成本卖到105美元，“没问题”。他的发言结尾是：“如果中国制止了气候变暖，那将是多么大的成就！”

　　骆家辉发言是一个清楚的分野。中方发言者开始引用早上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讲话内容：对于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有三种可能选择，一是按现有模式继续走下去，二是不进行工业化，三是以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发展与环境双赢。听众不难想象，骆家辉强调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疑似建议第二种选择。

　　但这不是中方的选择。吴邦国认为，第一条路不可能；第二条路不公平；只有第三条路好走。午前这场能源安全讨论的中方讨论者，也一再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权利。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一再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一系列节能降耗目标，但走第三条道路，需要发达国家更慷慨地提供技术与经验。“发达国家人均能耗比发展中国家高出6到8倍，应向全人类免费提供节能技术”，他说。(王烁)

　　五、午餐会题外话

　　中国投资海外，一个越来越热的话题。虽然早餐时拉特里奇对此有热情有主张有建言，午餐会上，经济学家樊纲更愿意强调中国的发展阶段，意思是强调要有自知之明。

　　这位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是来讲中国宏观经济的。演讲之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有问：中国应当如何在新的经济地位下成为全球的资本提供者？即如此，则在资本市场上应当发生哪些变化？

　　樊纲的回答除了强调中国的外汇储备本来就在海外投资(例如买美国国债)，很明显地主张其他类型的投资，例如直接投资和其他风险性投资，包括

证券投资，“要看中国的发展阶段”。他说，中国的企业都是第一代企业，是不是足够成熟？全世界都在中国生产，为什么中国要在国外去生产？当然，为了占有资源和市场，中国需要一些对外投资。但樊纲认为，大规模的输出资本时代还没到来。投资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应当现实看待其成长过程，不应人为搞泡沫。

　　当然，樊纲明白高西庆提问的另一层含义。但对于资本市场的开放，他的意见也是“谨慎”。

　　下午与美林证券中国主席刘二飞喝茶。直接介绍了拉特里奇的想法——资本项下放开而人民币固定汇率，刘二飞不表赞同。对于中国汇率形成机制，刘二飞显示了对稳健改革的理解。不过可以看出，身为从业于外国公司的投资银行家，他更期待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

　　“高盛已经有了在中国从事证券业的牌照，瑞士银行也马上要有中国牌照。但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如果没有属于所有外资机构的公平竞争，没有机会均等？”他质疑道。

　　(胡舒立 王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