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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林毅夫樊纲激论 解读当前宏观经济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21日 17:24 《财经》杂志网络版

  林毅夫:现在的经济环境,为银行提高利率和政府提高利率,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今年有更多的可能性,利用利率政策来调整投资和消费;

  樊纲: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是汇率问题,光调汇率解决不了问题;光在中国解决,不在美国解决,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络版专稿/《财经》记者周岚 发自海南博鳌】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4月21日中午举办午餐会,邀请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樊纲评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林毅夫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认为,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的高增长,主要靠的是投资增长快,投资比例占GDP的45%。投资增长快,对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坏事。如果中国经济要赶上发达国家,就是要快。关键是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集中在少数领域,如2004年集中在汽车、

房地产业;2005年集中在化工产业。如此投资增长,建成前是需求,建成后变成供应,使过剩生产能力情况更加恶化,通货紧缩的压力更大。因此,只有通过宏观调控使投资增长放缓。

  这位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他在今天的会上解释说,宏观调控,本来应当体现为利率提高。但政府利用这一政策时非常谨慎。这与中国特殊的宏观经济情况有关。提高利率固然会降低投资,但也可能降低消费。消费减少,过剩生产能力会增加。如果仅提贷款利率,存贷差过大,银行可能还会有很大的积极性贷钱。虽然投资成本增加了,但银行积极性过高,投资也降不下来。更何况企业投资80%来自银行,企业对利率不敏感。所以,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用的是市场、法律和行政手段,对投资增长太快的予以监管;增长慢的予以扶植,都是行政式的。

  林毅夫还说,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快,消费物价指数2.7,零售物价指数2.1。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呢?过去,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16类商品中,4类上升,12类下降;2006年,10类上升,6类下降,这意味着过剩生产能力缓解,为利率调控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企业对利率也会更为敏感,因为四大国有银行已经有三家上市,其信贷文化和银行公司治理已经改善,不会像过去那样无限制地给企业贷款。

  故此,林毅夫得出结论,现在的经济环境,给银行提高利率和政府提高利率,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总之,今年有更多的可能性,利用利率政策来调整投资和消费。

  林毅夫还在回答听众有关流动性过剩的提问时表示,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事实上是结构性的。大银行固然存在过剩,但中小企业其实是流动性不足。他指出,能从大银行借到钱的企业,他们的利息是得到补贴的。目前中国借款年利率只有6%左右,但以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利率达到12%-15%,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借到钱的企业,利率补贴起码在6%左右。

  谈及股市,林毅夫认为,股市是不是有泡沫,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很清楚,股市一定有涨有跌,不是定期存款。

  林毅夫之后为樊纲发言。这位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开宗明义,表示经济学家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他指出,中国经济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利润在增长,而且利润过多。企业盈利水平也在提高。这和最近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效率提高有很大关系。

  他举例说,美国布鲁经斯基金会得出了一个结论:过去20年,中国的制造行业每年的全要素生产力(这是衡量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每年提高2.4%,这里面包括了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利润增长等等。而樊纲担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发现,整个经济,不仅是制造业,在过去18年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8%-4.2%,这个发展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所以,这种效率的提高解释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这么快,而通胀比较低。

  他认为,最近两年的宏观调控已经发生作用,例如今年一二月的投资增长已经放缓,实际增长21%左右,说明国内总需求在一定程序有所收缩。而今年一季度增长快,主要体现为外贸顺差的增长。“数字惊人呀,所以薄(注:商务部长薄熙来)不来参会可以理解。”樊纲说,照现在的数字推算,今年全年经常项下的顺差占GDP比例将接近10%。

  樊纲进而指出,顺差是一个国家的剩余储蓄。有了储蓄,投资没有这么多,表现为顺差。但中国人消费水平低,首先是因为中国人没钱。事实上,中国过去十年来的储蓄倾向一直为收入的25-28%,并没有提高。目前真正储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净收入,特别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在增加。企业储蓄占GDP比例从过去的10%升至现在的18%。目前居民和企业数据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几乎持平,均为40%多,其中企业储蓄从过去的20%提到40%多。

  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国有财产不分红的体制惯性所至;中国企业的资源收益不交特许权金,使企业获得大量溢价收益;加之企业所得税正在从33%下降到25%,使企业利润大幅升高。

  樊纲的结论是:中国继续增长的贸易顺差,需要制度而非政策调整。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是

汇率问题,光调汇率解决不了问题;光在中国解决,不在美国解决,也解决不了问题。汇率是两种货币的汇率,这边变了,那边赤字频频,也解决不了。

  在回答听众关于中国是否应当加大境外投资的问题时,樊纲强调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他表示,首先,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提供者,外汇储备已在投资,包括投资于美国国债。但是不是能够进行直接投资或其他风险性投资,包括

证券投资,还要看中国的发展阶段。目前,中国的企业都是第一代企业,他们是否已成熟到能在国际市场上投资?此外,全世界都在中国生产,为什么中国非要在外面生产?当然,资源、市场,需要一些对外投资,但大规模的输出资本时代,还没到来。

  “投资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我们应现实看待其成长,不应人为搞泡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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