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时间：2007年3月18日出处：人民日报

　　“资源约束”背后的问题是价格失灵

　　近一个时期，关于“资源约束”的讨论很多。其实，人类的经济活动何时未受到“资源约束”？如果价格机制是有效的，资源约束的强弱将表现为价格的高低。价格发挥作用之后，就能刺激供给，也能促进节约，还能鼓励技术创新，发展各种替代品。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加快，重工业比重增加，资源约束的压力确实加大了。然而，真正的问题，到底是国内某种资源储存减少了，还是我们使用资源的机制有问题？历史上，很多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包括那些资源禀赋不如中国的国家，资源约束都没有阻挡他们的发展步伐。相反，资源约束成为技术创新的诱因，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就目前大家关注的供给压力较大的几种资源而言，如石油、铁矿石等，增加供给的潜力，包括利用国际资源的潜力还不小，节约的潜力更大，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替代品的潜力更是不可限量。因此，所谓“资源约束”只是表象，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价格失灵”，价格所带动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资源约束”上，而忽视其背后的真实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就更危险了。

　　梁红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时间：2007年4月14日出处：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GDP、CPI双剑合璧央行无法拒绝加息

　　通账风险目前处于上行空间，一旦CPI突破3%，央行将面临极富压力的考验，实际利率进入负区间以及股市的频创新高，将为央行的加息提供有利的理由。今年的第二次加息比我们预想的都要快。尽管3月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已从上月的17.8%回落至17.3%，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央行在近期出台紧缩政策的可能性，但GDP与CPI的双剑合璧将使央行无法拒绝再次加息的诱惑。

　　国家版权局时间：2007年4月17日出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侵权盗版是全球性问题短期不可能根除

　　我们不否认我们现在市场上还存在侵权盗版，但这并不就是美国将中国诉到WTO的理由。侵权盗版是一个全球性的共性问题。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月份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特别301评估报告》里面有这样一段概述，认为加拿大是全球盗版最严重的国家，加拿大的人均盗版损失率是16.78美金，然而同样一个报告里面讲中国人均盗版造成的损失是1.68美金。我现在说的这个数字，并不是要指责加拿大的侵权盗版严重，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侵权盗版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完全根除的。

　　中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固定的制度化的磋商机制，中美的知识产权问题可以通过中美双方的沟通、交流来解决。美国政府把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诉诸WTO，无助于我们双方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

　　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时间：2007年4月18日出处：新京报

　　流动性过剩是“结构性过剩”

　　对于流动性问题，一方面，众多研究表明高储蓄是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中国储蓄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居民储蓄率增幅已有所下降，但企业和政府储蓄却居高不下，尤其是政府收入的“超经济增长”令人担忧。某种意义上说，采取有效措施，适当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能够从源头上解决一些宏观流动性过剩。同时，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时代，国外流动性输入也是难以控制的。

　　另一方面，流动性是否真正过剩，本身还值得商榷。即使直观来看，在农村、中小企业等众多经济领域还难以获得充足金融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过剩”是“结构性过剩”，或者是金融资源流动不畅下的“伪过剩”。

　　对于人们更关注的资产价格，一方面对于制度性扭曲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困境，货币政策作用乏力；另一方面，股市当前的繁荣并不仅是泡沫因素，也是宏观经济强力发展、股改等市场机制变革释放的能量所推动的。同时，资产价格上涨给居民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货币政策由于不能作用于决定资产价格泡沫的根本问题上，因此在实施中应该更加谨慎。

　　冯维江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时间：4月16日出处：国际先驱导报

　　美国就知识产权问题摊牌的时机正趋成熟

　　经过长时间的布局，美国认为对华发起“贸易总攻”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

　　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近日宣布，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了针对中国的两项贸易诉讼。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三次在贸易领域向中国施压。有评论认为此举是美国国内政治需要，但笔者认为，美国经过多年“布局”，目前已经到了对华发起“贸易冲锋”的时候。

　　从美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情况看，农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自上世纪80年代中以来明显下降，而信息、金融与保险、艺术与娱乐等服务业产值比重大幅上升，一旦没有规则的严密保护，美国将失去激励其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高额利润，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触动了美国主要利益集团将资本向新兴产业转移的长远利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摊牌，只关涉迟与早的时机选择而已。现在看来，时机正在趋于成熟。

　　首先，美国国内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的贸易保护诉求日益强烈，面对国际社会对贸易保护举措以否定为主的现实局面，对美国而言，在新兴行业的产品上升起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的旗帜，行保护传统产业之实，无疑是声东击西、以攻为守的妙招。

　　其次，信息和文化产品从认知到接纳需要相当长的“预热期”，美国多年对中国盗版的“宽容”，例如，对微软

WINDOWS系统盗版的“高度容忍”，无非也是“预热”或拉动中国对美信息和文化产品的“外需”。着眼于中国长久以来的高储蓄和“疲软的内需”，新兴产业的跨国公司对中国人民的腰包自然充满信心。“预热”效果达到之时，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抬升之期。

　　第三，商品流动背后的资本流动是更值得关注的“组合拳”。不管是保尔森还是伯南克，他们同时释放的对中国改革的“善意规劝”都涉及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

人民币汇率灵活化的期待。美国新兴行业产品要持续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必然要求自由资本的同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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