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达新工人

　　□ 本刊记者 孙 婧

　　电影《摩登时代》里，卓别林被流水线上的机械劳动训练成了只有一道程序的机器人，看见女主管裙子上的大纽扣都要扑上去用扳手拧几下。那条让卓别林发疯的福特生产线是亨利·福特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整整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大半个世纪。在当代中国，一条条又长又直的生产线也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以及垂直管理的载体。而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在创造工业化历史的过程中，是否也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充分享受到现代化大生产带来的福祉？

　　80后产业工人

　　一群20多岁的年轻工人围坐在针车车间大操作台前，台面上摆满了他们刚刚完成的鞋帮、鞋面，王升花从同伴们中间抬起头，耳朵上的大耳环格外显眼。王升花头发染成了栗色，左右手上戴着时下流行的戒指和手链，工作服的领口露出里面缀满珠链的毛衣领子。真的像亨达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孙旭宏说的一样：“厂里的小姑娘都很时尚，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美女。”

　　王升花2006年10月进厂，今年刚满21岁，说到这份干了不足一年的工作，兴奋地连说带比划，最后都用“真好”俩字收尾：

　　“厂里有员工管理小组，调查新员工的心理、生活，反映各方个面，感觉真好。”

　　“发工资特别及时，每个月都能拿到一千三四百元，真好。”

　　“去年一来就赶上厂庆开运动会，我得了跳远第二，还参加了转呼拉圈和吹气球比赛，真好。”

　　王升花快人快语，说出了自己19岁时在淄博一家注射器厂打工的经历：“没有休息日，针头一不小心就扎进肉里，最后实在干不下去了。去年我哥哥把我介绍来亨达，今年春节我又把我的几个同学也带来了。”王升花非常重视自己的休息权和发言权，针车车间领导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有意见、建议的人可以发短信、打电话直接交流，这令王升花十分欣赏：“有什么事情，领导都会听我们的意见，管得有道理，我们才能心服口服。”

　　现在惟一让王升花不满意的就是职工宿舍有点拥挤，没什么私人空间。“不过我们的新宿舍今年8月就要盖好了，听说到时候房间就大了，还有独立的

卫生间。”说到目前的这点不满意，王升花还是带着兴奋和期待。

　　来自内蒙古的流浪儿

　　组装底车间的孙勇全辗转至亨达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中国版的《苦儿流浪记》。孙勇全8岁丧父，10岁失母，跟着十来岁的姐姐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一路流浪到临沂市的平邑县，经历许多波折才找到了家住即墨市田横镇的外婆家。由于外婆无力养活孙勇全两姐弟，他们两年后又回到了呼伦贝尔盟的孤儿院。

　　孤儿院供养其2005年读完高中，毕业后，孙勇全离开了已经没什么亲人的呼伦贝尔盟，进入亨达成了一名制鞋工人。孙勇全说，他的工作一直比较顺利，不会的事情有同事和领导手把手地教，由于身世贫苦，厂里每月都有定额的补助，去年年底的职工大会上，还领到了1200元的困难职工补助。

　　工作这两年孙勇全还没攒下多少钱，可是，和同在亨达工作的女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买房子成了第一重大议题。公司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找到孙勇全，为他未来的家出谋划策。

　　也许是因为历经坎坷，孙勇全远不如王升花活跃、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他对未来的规划十分清晰：“将来如果积累了经验和能力，自己就出来单干；不行的话安安稳稳在亨达干也不错，薪水保证一个家庭的正常开销不成问题。”

　　孙勇全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快点攒钱买房娶媳妇。他已脱离了童年的孤独和无助，自己追求幸福了。在亨达集团百十户困难职工里，多见的是孙勇全这样的拼搏向上，少见愁眉苦脸。一个看得见希望的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是社会给予他们的最大帮助。

　　健康快乐的大姨队伍

　　在成型车间A线很容易就找到了肖爱莲，坐在操作台前的她比周围的同事年龄都大，但鞋从她手中“流”过的速度一点不比别人慢。亨达有一批这样的“大姨队伍”，她们在亨达工作了10年以上，每年体检都身体健康，至今还工作在生产线上。

　　“我1989年就进亨达了，第一个月就赚了300元，工资比在税务局工作的亲戚还多。我从来没赚过这么多钱，揣着钱，心扑通扑通直跳。”从此以后，肖爱莲就过上了和城市上班族一样的生活，过去虽然家在农村，她却连自家地在哪儿都不知道，惹得邻居经常羡慕地说：“肖爱莲跟大姑娘似的，吃了饭骑着车就上班去了。”

　　现在，肖爱莲的家已经从农村搬进了亨达厂区附近的“城市花园”，很多亨达的老员工都在附近买了

商品房。“我把自己得的‘优秀员工’、‘三八红旗手’等奖状都摆在家里显眼的位置，希望客人来时都能看到。”肖爱莲今年已经53岁，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标准化生产的工厂。过去做鞋全靠手工，在木板上敲敲砸砸，十分辛苦。上了流水线以后，大部分工作都由机器来做，需要人付出体力的地方越来越少。

　　“十几年前，我就盼望亨达达到标准化，如今盼到了，我也老了。现在坚持上班，不是为了钱，就是割舍不开自己对亨达的那份感情。”肖爱莲的女儿和侄子都在亨达上班，女儿在设计部门工作，收入颇丰。“我当时的愿望都实现了，儿女也得到了发展，等到退休的那一天，我和王吉万董事长谁也别忘了谁，厂里有活动希望还能把我请回来看看，就满足了。”

　　管理新工人不容易

　　王波圣在亨达工作了13年，当了12年的主管。现在是成型车间C科、D科主管的王波圣最大的感受是：现在的工人和10年前甚至5年前比，大不相同了，也越来越难管了。“5年前的管理靠制度来约束人，用工资来稳定人。过去的工人只求赚钱，而现在的工人大多是8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不但要求作业环境好，还要求心情好，十分重视自己的发言权、休息权、发展权等，用制度卡人已经难被接受了。”

　　很多新工人进厂并不急着签合同，而是“考察”完工厂环境才作决定。正式工作后，如果管理制度不能令工人心服口服，他们也可能出现排斥情绪。“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要与时俱进。除了去南方管理先进的工厂学习外，我也时常换位思考，想我的上级怎么管我自己才会心服口服？”

　　王波圣说，过去劳动力价格低，很多企业依赖廉价劳动力就能获得不菲的利润，并不重视员工权益保护。近几年，沿海发达城市相继出现了民工荒，他在亨达13年的基层管理中也发现，越是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做出来的鞋质量越高。

　　“北方制鞋业没有南方那样完整的产业配套，在

东莞，鞋厂一打出招工广告马上就能招到熟练工，这在青岛是不可能的。把工人当成企业最大的财富是客观要求。”王波圣说，“用工荒也是相对而言，亨达的工人就比较稳定，我管理的车间160多人，去年只走了两个。”

　　王波圣在东莞学习时发现，同样的生产线，同样的管理，他们的工人做出来的鞋总是漂亮些。“我想这是人的问题，”他接着说，“集团董事长王吉万提出让工人快乐地工作，我想，在愉悦的心情下和在压抑的情绪中做出的产品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做的最基本的事就是让工人没有后顾之忧，在愉快的环境和心情中工作。”

　　和派诺蒙等国际知名品牌的合作也提高了亨达的管理水平。外国企业非常重视工人权益，他们要求生产自己产品的车间必须有绿色植物、必须放音乐、禁止长时间加班等，很多知名企业还把履行“社会道德责任标准”作为与中国企业签订采购合同的附加条件。亨达集团意识到，随着我国进一步兑现WTO承诺，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确保劳工的基本权益，已是大势所趋。

　　亨达集团工人的平均工资高出同行业和同地区工人工资水平的20%，集团总经理单存礼分析道：这样做看似成本增高，其实是用人性化的管理培养了一个强大的生产后台，稳定熟练的工人给集团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信心。提高福利、实行民主管理其实是多赢之举。也只有这样，“让工人快乐地劳动”的宣言才能落实，经济增长的福祉才能庇荫全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