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新高潮背后千亿级蛋糕

　　章轲

　　西藏地区特殊的历史和自然条件，决定了投资仍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十一五”期间超过千亿元的援藏资金，将创造一个巨大的商机

　　4月9日这天，西藏自治区的三个党政代表团同时出现在广州、山东济南和河北石家庄。

　　三个代表团分别由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和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带队，并都受到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热烈欢迎。

　　而在此前几天，另几拨西藏党政代表团刚刚结束在北京、上海、重庆、安徽等地的访问活动。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第五批数百名援藏干部也完成精挑细选，将于今年6月奔赴雪域高原。

　　种种迹象表明，自1950年开始的全国各省市援藏活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西藏，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良机。

　　13年64亿援助资金

　　西藏高官此次密访内地，绝不是简单的工作交流。由于内地诸省市与西藏有着数十年的交往，相应官员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就是曾在西藏主政多年的数位内地高官之一。1993年12月，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郭金龙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来升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直到2004年12月才离开西藏。回到安徽后，郭金龙时时牵挂着西藏，多次看望慰问在合肥的西藏班学生。

　　在重庆时，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等官员专门拜访了殷明利和李长明两位重庆援藏干部。这两位干部都曾经长期在西藏最基层的县区工作过。

　　“支援西藏建设，重庆有责任、有义务，更有感情。”重庆市委副书记、市对口支援西藏领导小组组长邢元敏说。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则表示：“这种支援，不仅体现在物质技术上，同时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关爱、鼓舞和支持。”

　　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了由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支援西藏建设和发展的重大决策。13年来，共有18个省市、61个中央国家机关和17家中央企业累计向西藏提供64亿多元的援助资金，援藏项目1698个。

　　“没有规模如此庞大的资金和项目的支持，西藏今天的发展程度，或许要等20年后才能看到。”列确表示。10年来，西藏进入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21世纪头四年，西藏经济平均增速达12.5％，明显高于全国年均8.6％的增长速度。

　　继中央政府印发中国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西藏自治区“十一五”发展规划后，西藏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人才等援助，并且需要尽快落到实处。这也正是西藏高官们密访内地的主要原因。

　　在各地援助资金中，上海市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据统计，13年来，上海市共选派四批199名援藏干部，为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地区援建项目489个，完成投资8.9亿元；先后为日喀则地区建成了上海广场、上海路、上海体育场等一批标志性市政重点建设项目和直接服务于农牧区、服务于农牧民的基础设施与安康工程。

　　与此同时，中央重要骨干企业也积极安排援助项目、资金和人员，先后选派两批70名援藏干部进藏工作，落实援藏资金7.6亿多元，援建项目396个，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5000多万元，其他专项资金1700万元，一大批援建项目相继建成并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资金援助力度更大。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财政补贴陆续增大，至2006年底，中央累计为西藏的财政补贴和专项拨款已超过500亿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投资1000多亿元，在西藏开展包括

　　援藏逻辑

　　“西藏经济发展成本高具有其客观的、内在的必然性，因此在制定西藏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贵州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郭凤芝认为，援藏从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角度固然有其必要性，从经济角度来看，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郭凤芝解释，西藏经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无疑会增加西藏经济发展的难度，降低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经济发展的成本。

　　郭凤芝说，从总体上看，西藏经济发展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经济区域的平均水平，并且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这说明西藏经济发展成本高具有客观必然性。计算结果表明：西藏经济发展成本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0％～170％左右。也就是说，要获得等量的产出成果，西藏的投入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50％～70％。

　　“这就要求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各部门在制订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客观因素，尊重客观事实，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郭凤芝认为，依靠外部投入扩大经济规模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质量，仍然是保持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向巴平措日前也表示，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西藏仍属于中国欠发达地区，全区财政自给率不足10%。因此，“投资仍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新时期的援藏

　　“过去由于缺少有效的机制，援藏的实际作用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援藏的路子和明确、具体的模式，一下子把对口援藏提升到了一个崭新而有力的境界。”西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陈奎元认为。

　　新时期的援藏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

　　比如，近年来上海的援藏资金开始集中投向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更加具有社会效应的项目，寻求“经济援助和社会公益相结合”。由上海市政府援建的日喀则上海制氧厂前年在日喀则竣工后，年生产能力可达1万瓶氧气，能为上百万农牧民的医疗和保健用氧提供基本保障。

　　像援建制氧厂工程一样，上海在继续大力扶持当地经济的同时，越来越将援藏的重点向那些贴近基层农牧民的“民生工程”倾斜。相继投资4000多万元在日喀则新建医院、防疫站、卫校培训中心、乡卫生所和远程医疗系统等“健康工程”，使上海的援藏工作逐步走入“普惠式”新阶段。

　　重庆则从重“输血”向“输血”、“造血”并举，着眼于放大援藏投资规模，重点在项目投融资方式上引入市场机制，起到撬动社会投资、以小博大的效果。

　　据分析，“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及各省市超过千亿元的援藏资金、数百个建设项目，对公路、建筑、医药、矿产等诸多行业的发展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机，这些无疑将会对西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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