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亚洲金融危机 推进中国金融改革

　　

樊纲

夏斌

    □本报记者 王成盛 孟繁龙

　　昨日，樊纲、吴晓灵、许善达、夏斌、汤敏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齐聚广州，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借用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们的话来说，研讨会是为了“记念”亚洲金融危机！“记”在于避免人们淡忘这个离我们即近又远的金融危机；“念”在于我们要时刻反思，避免类似的危机在国内发生。

　　十年前的1997年7月2日凌晨，当国人还尚未脱离香港正式回归祖国的兴奋中时，泰国政府宣布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泰铢应声下跌，迅速贬值。危机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地区，此前被称为经济发展最健康最迅速的东南亚迅速跌入经济低谷，至今仍有部分国家还未彻底走出此次危机的阴影。

　　十年前的金融危机离中国既近又远。近在于此次危机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离中国从未有过的近；远在于，十年前的中国内地由于尚未完全对外开放，属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受危机的冲击并不大，有幸躲过一劫。

　　然而，十年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开放速度融入世界，已远非昔日可及；现实的中国却面临着

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房地产和以股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一路飙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双顺差导致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等新情况，而这些因素，哪一个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庞大的外汇储备、巨额的外汇顺差以及较强的资本项目管制，短期内中国发生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相似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但经济学家们又同时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类似的金融危机，并不是说中国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世界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双重挑战，正处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漩涡中心。内部的突发事件和外部的冲击都有可能发生新的危机。中国需要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以避免发生新的金融危机。

　　危机的发生在于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而防范显然要从内部着手。对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参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在能够控制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但加息、升值等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深层次的结构矛盾。防范金融危机，从金融着手只是为了使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赢得时间，跃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最终需要从加快税收制度的改革，避免过多的二次分配，提高一次分配的效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产业价格，调整内部实际汇率等多个方面改变内在的经济不平衡。

　　也许正如出席会议的张曙光所言，我们要改变的不是危机的存在，而是危机发生的方式。最终我们希望能在“记念”亚洲金融危机的同时，让中国远离金融危机。

　　“别人的教训，我们的财富”

　　——樊纲视97金融危机为我们的“免费午餐”

　　□本报实习记者 孟繁龙 记者 王成盛

　　我国现在身处全球“不平衡”漩涡的中心，要将我们的改革开放置于国际大环境中考虑。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之一、著名学者樊纲称，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遭受损失，我国从中吸取了教训，获得了宝贵的财富，金融危机是给我们的“免费午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曾激起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由此也诞生了凯恩斯主义，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同样是经济学家难得的机会。当时我国因未放开金融市场，十年前的危机未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正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周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樊纲称，97金融危机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是难得的宝贵财富，是‘后发优势’的体现”。

　　樊纲说，外部的不平衡性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防范风险还要着重从内部原因入手解决，重在改革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樊纲认为，“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国内改革不完善的时候过早地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正因为此，我国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中，循序渐进。樊纲称，全球不平衡性在加剧，我们身处漩涡中心，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制造的逆差，我们面对的风险在增大。

　　经过十年的发展，我国面临的环境跟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变化。樊纲举出我国多年双顺差、国内流动性过剩、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80%等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面对未知的风险，97金融危机也无法给我们太多参考，做好内功更显重要。

　　针对高储蓄率现象，樊纲指出，“分配给居民的收入太少，导致消费上不去”，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占GDP比例下降，而政府收入和国有企业未分配利润的比例在增加，导致了目前储蓄率的提高。

　　□本报实习记者 孟繁龙 记者 王成盛

　　“去年年底央行对货币管理紧的不够，与目前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有关，该堵住的外资要堵住，该引出的外资要引出。股市是‘结构性繁荣’，但阶段存在非理性繁荣，重复的故事还会出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也在寻求央行货币政策的支持因素。

　　夏斌介绍，去年年底基础货币增长达20.85%，高于前三个季度的平均水平。夏斌认为，央行是不可能采取松的货币政策，只能说去年年底紧缩的程度还不够，流动性过剩跟去年年底政府主动投放的基础货币有关。面对股市大涨，夏斌认为是“结构性繁荣”，得益于股权分置和宏观经济增长，但也认为，市场存在非理性繁荣，连老太太都开始担心股市下跌，重复的故事还会出现。

　　反思97年中国未发生金融危机，夏斌说，关键在于我们“关门”，如果当时“开门”，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比别人少。

　　面对当前流动性过剩，夏斌表示，基础货币对信用和货币的创造能力要比以前高很多，央行还是要管理好货币，抓紧银根，违规违法的外资抓紧惩处。同时，对于外资，该堵住的要堵住，该引出的要引出，外汇储备有7、8千亿美元就够了，中央外汇管理公司要帮助央行减压。夏斌还说，提高存款利率、证监会加快

股票供给、提高中小板审核效率、加快中小企业私募基金发展都有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夏斌建议，汇金公司可考虑注资

证券、保险和地方商业银行等行业的公司，将上述领域的公司做大做强，引进国外高端人才，保证金融业全面的持续发展。

　　流动性过剩考验央行　——夏斌谈货币政策与股市

　　□本报实习记者 孟繁龙 记者 王成盛

　　提高利率有助于熨平经济周期带来的波动，防止资产泡沫破灭后的暴跌，让利率回归到合理的水平。在50人经济论坛上，回顾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金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两学者再谈加息问题。

　　“现在的中国更像70年代的日本，高储蓄、资产价格大涨。中国的钱太便宜，长期以来一直低于投资回报率，就形成了投资过剩。利率应回归到应有的合理水平。”哈继铭在论坛上表示。

　　哈继铭介绍，中国目前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15%，而贷款利率为7%，两者产生的差异易形成投资过剩。张曙光说，我国的存贷利息差高过3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国外1个百分点的利差水平，较高的利息差不利于提高银行效率，客观要求提高利率水平。

　　哈继铭指出，要早加息，否则等泡沫刺破后，经济将面临的是暴跌。提早加息，提早准备，有助于熨平经济周期带来的波动。他说：“为什么民间借贷利率那么高？是因为市场本身的环境要求高利率。”对于加息是否会继续增加储蓄的提问，哈继铭表示，目前的中国，加息不会提高储蓄率。因为加息产生的替代效应增加储蓄、收入效应增加消费，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不会导致储蓄增加。自98年开始的减息周期，储蓄率仍然不断上升，并没有下降。“加息不会抑制消费、减息不会刺激消费。”哈继铭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居民储蓄因加息而高。

　　总结97年金融危机，两学者不约而同地表示，对我国目前“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状态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防范潜在危机的发生。张曙光认为，“高增长、低通胀”掩盖了经济增长的扭曲和生产效率的损失，如高产低效的污染情况。情绪乐观的时候，发展最好的时候，往往也是容易发生问题的时候，所以更要提防潜在经济危机的发生。

　　“利率回归合理水平”——哈继铭、张曙光谈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