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林少宫

　　徐滇庆

　　林少宫老师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先驱。

　　在1980年夏天，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间教室里，林少宫老师站在讲台上，用熟练的英语讲课。在教室里只有四个学生(其中有田国强和我)和一个青年教师。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以极大的热情回到大学校园接受教育，许多教室都人满为患。可是，在这个课堂中，师生比例为一比五。在当时，这样的课堂是绝无仅有的。黑板上写的全是英文，在一些英文术语下面，林老师标出了翻译过来的中文，在有些术语下面，还打着一个问号。在全国各大学当中，林少宫老师第一个开出了计量经济学。如今在大学经济系里计量经济学都是必修课。可是，在1980年，中国人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没有教材，没有教学大纲，连这门课应当叫什么名字都没有确定。开这门课就好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要有相当大勇气的。林老师凭他30多年前的记忆，再加上他在北京西山计量经济学讲习班上取得一些材料，率先开了这门课。

　　当时，我们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任何软件。林老师说，最好有一些中国的案例。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分别收集数据，计算一些今天看来非常简单，但是在当时却显得非常艰难的问题。在学习回归分析中的虚拟变量时，为了研究猪肉消费量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变化规律，我到武汉商业局收集了各个季度猪肉供应量的数据。显然，节庆假日对猪肉消费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如果加进去反映季节影响的虚拟变量，计算工作量就要增加好几倍。林老师鼓励我说：“不要怕困难，多花点时间算出来，以后有了计算机，这点工作量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坐着等计算机。现在我们累一点，值得。”在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几个人冒着武汉40OC高温，硬是用手工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后来编的教材增加了一个反映中国国情的例子。

　　林老师讲课很有特色。由于没有教材，他根据自己写的讲义在黑板上先写下来本节课的题目，然后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有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就在黑板上推算。如果得到了预期的结论，他会非常高兴。有的时候，推不下去了，他回过头来，望着几个学生，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发现问题。当时，我刚刚从自控专业转到经济管理，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我学英文的时间还不满一年，跟着林老师，大半时间是在学英文，对他讲的东西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田国强是从数学专业转过来的，他的英文比我好些。我们在课下说，如果有本教材，让我们先看看，多少要好一点。可是，连教材或讲义都没有，谁都不知道林老师下一步还要往哪里走。那个时候，我们把林老师当作天神一样。惟恐漏掉了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他在黑板上写的东西，我们照葫芦画瓢，全抄了下来。回家之后有许多单词不懂，想翻字典，方才知道字典上都没有这些字，迫切需要一部计量经济学辞典。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林老师教会了我们计量经济学。林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在数理经济学上都有很扎实的基础，为我们以后在经济学研究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林老师不仅非常关注纯理论的学术研究，并且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推动经济改革政策研究。

　　2000年，我在北京参与了

长城金融研究所关于开放民营银行的研究。林老师立刻对这项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支持。他指出，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改革成本沉淀在银行体系中，在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潜伏在银行中的不良贷款就可能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麻烦。要趁当前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赶紧改革银行体制。创建民营银行就是在摸索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制度上创新。这件事情早晚要做，晚做不如早做。林老师亲自出马和武汉地区的一些企业家联络，推动民营银行试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民营银行试点没有在武汉出现，但是，林老师依然时时关心其他地区民营银行试点的进展情况。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林少宫、张培刚等老师的栽培下，华中科技大学涌现出一批批比较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林老师、张老师的教导和引路，也许我们还要花费不知道多少精力才能摸索到经济研究的道路，甚至很可能滞留在其他领域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林老师正是用自己渊博的学问和高尚的人品教育了一代青年学子。

　　作者：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论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