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研经费风波背后的高教改革难题

　　沈柬贝

　　在参加完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3月30日的复试后，网友“纵横器乐”在国学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在这个帖子里，“纵横器乐”告诫准备考研的网友：“2007年以后，莫考浙大。”原因是，今年在学生准备复试的时候，浙江大学突然宣布缩招，“人文学科基本上都受到重创！而之前招生简章上根本没有说明！”

　　“法学院去年招60人，今年只招45人，中文系缩招也很厉害，历史系原本招生简章上明明写着29人，现在缩到16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专业去年招7个，今年招5个，近代史去年11个，今年6个，世界史去年8个，今年4个。” “纵横器乐”在帖子列出了一堆数字，“里边保送的还不知道拿去多少名额呢”。

　　此时，正值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新政推出一个月之际，其中一项研究生导师招生需向校方缴纳“助研经费”的新制度再一次把浙大推上了风口浪尖。4月5日下午，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来到浙大调研，再次指出，浙大要在大学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为全省高校、甚至全国高校的改革创新做出示范。

　　浙大新方案

　　今年2月28日，浙江大学公布了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其中的一项新制度是：研究生导师招生，需向校方缴纳“助研经费”。根据方案，学科分为3类：一类是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二类是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理学、农学、医药学(除临床医学外)；三类是工学和临床医学。

　　导师的出资标准按照分类确定不同数额，第一类导师招收一名硕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300元，招收一名博士生，每年向校方缴纳1200元；在第二类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00元和3000元；如果是第三类，要缴纳的费用会更高，分别是1200元和4800元。

　　在去年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要系统改革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实行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精神主要是要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导师责任制，通过统筹各个方面的资源，包括学校院系的资源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来发挥导师的积极性，理顺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提高导师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促进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高，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我国研究生报名人数是24.2万人，而在2007年我国研究生报名人数已经增长到128.2万人。从录取人数来看，1997年是5.1万人，到了2006年已经达到了34.4万人，录取率徘徊在3.7：1左右。除了美国以外，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二位了。

　　另一方面，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普遍下降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教育部今年在全国17所高校首批试点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目前只有

　　而类似于导师出资培养学生的做法从1999年已经开始在华中理工大学实验，当时该校规定研究生的生活费及培养费由导师支付，研究生则要更多地为导师分担科研任务。

　　“根据国际惯例，导师资助制是指研究生的学习费用从导师科研经费中分担，因为研究生在学习期间主要任务是参与导师的课题科研。”上海大学司法研究所所长倪正茂说。

　　反弹

　　在浙大相关文件的规定中也强调，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分配，要与研究生导师的科研经费挂钩。导师一般应有研究课题、研究经费才能安排招生。但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学校部分院系的反弹。

　　就在学校公布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的当天，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教授拟了一份《告考生书》。3月1日晚上10点，国学论坛之文史哲考研读博论坛上便出现了包伟民的这条“拒招宣言”：

　　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缴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缪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于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其实很简单，只要收一分钱也是业务关系、买卖关系。现在浙大把学生招进来以后再转卖给导师，我现在不想买，你总不能强迫我买吧？我发一个帖子只是说我不买，你们别来了，我不做这个业务了，仅此而已，我所有的解释也都在这里。”包伟民推了推眼镜，自称是一个出了名“难缠”的人。上周末，他还上榜央视新闻周刊人物回顾中的“冬烘先生”。

　　包伟民现在带3名硕士生3名博士生。如果按照浙大新的方案，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生一般不超过3名，博士生一般不超过2名，包伟民每年需要另交3300元作为助研经费。不少舆论认为，即使是名牌大学，但是象牙塔内学科贫富分化严重，“高昂”的助研经费使得文史哲基础学科的包伟民之流不得不关门收山。

　　“问题不在交不交钱，我总共也就这么几个学生，都让我出也出不了多少，但是，这显然是把简单的师生关系复杂化，把团队关系转为业务关系。”包伟民强调。

　　“但是我的做法并不是要跟学校对抗，我只是发一个帖子跟考生对话，告诉学生，你们别来了。”包伟民在自己的主任办公室里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学校也没必要对他的做法做出反应，“我也没对学校的做法做出任何评论。”

　　学科差异之争

　　“历史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对研究生更强调的是研究能力。我们系里很多老师都一肚子意见但是不敢讲，本来就没几个钱的。”历史系的另一年轻教师表示没有几人敢像老包那样站出来。

　　在包伟民看来，学校的这套做法是以应用科学的标准来考量人文科学。“历史学的研究跟工科不一样，他们没有经费可能实验就进展不下去，但是历史学给我们提供一座

　　而很多应用学科，往往是老师申请许多课题由学生来完成，形成一个团队。“研究助理之类的说法完全是应用学科发明出来的，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学生能帮我去看完一本史书，或者帮我理解一个朝代的发展吗？！”包伟民以左手食指敲打着桌面反问道。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看来，理工科教授与社科教授(经济、法律)相对比较认可现代大学的标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研究知识探索世界，运用知识服务社会。“对这种认识认同的前提下，很多改革措施会得以推进。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负担太重，如果把独善其身的个体东西放在大学整体之上，可能就会阻碍大学功能的发挥。”

　　记者了解到，3月28日的浙江省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的评奖标准会议上，包伟民、史晋川、罗卫东等学科带头人都参加了会议。一位与会人描述，当时包伟民举例如温州模式、台州现象都是做应用研究的，暗指史晋川等人只做应用研究不做基础研究。

　　“老包越是对他们冷嘲热讽，他们几个就表现越大度，有时还顺着他的意思讲几句，他们越大度，对方火气就越大，感觉是球打过去就回不回来。”该人士称当天的会议颇有戏剧性。

　　浙江大学社科处处长罗卫东在自己博客里撰文分析，人文学科之所以反弹较大，主要是因为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特殊，师生之间更像是传统的师徒关系，老师本来就很少从学生那里得到相应回报，现在又要他们向学校交钱，出现反弹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史晋川也表示，这件事也算是与国际学界接轨，国外大学教授用校方资助经费招收博士生，人数受严格限制，每年平均个把而已。“当然，国内情况有所不同，经济学院为‘减震’，愿出经费保证博导年均招收博、硕士生各1人，且包到毕业。再要多招学生，只得自己出钱。”

　　包伟民则始终强调人文学科的特殊性。“我们的科研经费确实就不多，更注重的是师承关系。”人文基础学科不是由课题来支撑发展的。“即使没有任何课题，同样可以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古人哪个申请过课题的？”

　　公开资料显示，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讨论始自去年下半年。当时研究生院负责人曾表示，将会调动导师对改革方案进行建议和设计，提出更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最终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今年2月9日，浙大各学院负责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际操作的院级党政领导、研究生科科长、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工作小组全体成员、研究生院全体科级以上干部对本学院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实施细则的制订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

　　“事实上还是他们大叫一声‘我们改革吧’，然后就要收费。到现在我们拿到的信息就是这样，学校虽然听过我们意见，但也只是告诉我们要改革了得收钱了，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改革要收钱。”包伟民说。

　　“这次改革，给已经报名的同学带来很多问题，但我也无能为力。”包伟民告诉记者，今年他只有两个考生，之前还有两个已经联系上并告知自己的决定，“本有四个的，现在这两个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