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晶莹：谁更需要深发展利润大跃进

　　因“降低拨备提高利润”引发的深发展年报之争，究竟是数字骗局，机构操纵股价？还是市场评价机制存在缺陷，现有的估值方法追不上深发展的发展步伐？还有待时间验证。

　　然而，争议表象折射出各方衡量引资实效标准的差异。如果将“深发展不垮”当成最高要求，或者把新桥成功退出作为评判指标，那么，有关监管部门不必关注深发展的健康，只需关心新桥的收益，因为，在外资获利与深发展提升内在价值之间，两者不构成充要条件。

　　按常识，银行做高利润的内在可能无非是再融资，原有股东分红或转让需要、或隐藏风险。有分析师强调，关注深发展现有盈利能力，不要只看降低拨备。盈利能力增强和降低拨备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只有在风险持续降低、资产质量上升、已经核销的不良贷款回收、资本充足率很高的情况下，才有理由降低拨备。因此，面对高达319%的利润增幅，专业人士产生疑问非常正常，再超前的估值方法，也不能脱离数据说话。

　　在中国银行业的现状下，因出现闻所未闻的增幅而引致争论，是个积极的现象。一个声音或万马齐喑，只会模糊真相，掩盖事实。否则，为什么公众至今仍无从知晓那15亿元贷款藏身何方？它是不是保值增值了？争论有助于去伪存真，否则，以引资实现“站在巨人肩上看世界”的美好憧憬将化作“蹲在矮子头顶做游戏”的五彩泡沫。

　　深发展在任何时候看上去都花团锦簇，即使15亿元贷款早已神鬼不觉地人间蒸发，它依然能扮做一个面色有些憔悴的

性感女子，诱惑急于制造业绩的职业经理人，招入渴望打破僵局的外资，终结“露水姻缘”，成为深圳国企改制的“代表作”。

　　失踪贷款曝光前，它高调现身媒体，在广泛传播“点石成金”术的同时，新桥反复强调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力度。春节前，行长缺位近一年后，发挥余热已两年的美国职业经理人纽曼终与行将退休的前深发展股权转让谈判代表肖遂宁结成新的管理搭档。另一位前谈判代表王骥则填补了党委书记的空缺。以此足见，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这家银行用心之良苦。从这个角度看，希望尽快看到一张大跃进式成绩单，以此来证明引资“硕果”，那个更有动力和需求的个体，也许并非新桥。

　　外资坚决要获得与

中国经济共同成长的机会，无非下注于政策的持续开放。进入市场后，聘请专业律师研磨现行法律法规，在边缘地带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充分运用各种资源与舆论，以期有关部门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或特别礼遇。这些思路彰显在深发展自以为是的一次股改过程中。对有关部门提升监管水平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因为无法假设历史，所以，无法论证一个命题———当初转让给花旗、汇丰或德意志，深发展会有现在的“奇观年报”吗？说新桥入股没有给深发展带来变化，是不客观的，一个企业，即使仅仅更换一个主要领导，都会发生短暂的变化。但与其他二线银行相比，深发展究竟在市场竞争、管理、产品开发等方面有了什么优势呢？是否找到了明晰的盈利模式呢？是否给市场现有的竞争格局带来了变化？负重的深发展短短两年即可身轻如燕，它的经验是个案还是有普遍的借鉴价值？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有关部门探讨的。如果穿新鞋走老路，那不过是再玩一次自欺欺人的把戏。

　　叶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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