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祁斌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和发展是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三个主要命题，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同样的路径。

　　资本市场的改革主要是指市场化改革，指政府审批制度的简化和市场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改革为开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开放则是引进一个外部的竞争变量，既是市场化改革的外向延伸，又能够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没有改革和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就不可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策略

　　随着资本市场转折性变化的出现，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强。在这样一个有利的发展形势和机遇下，也使得我们在考虑对外开放战略和路径选择时较之以往更加从容，具有更多的条件和谈判力。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将继续遵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24字基本原则。讨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首先要将中国资本市场放在“未来若干年中，将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为世界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一极”的战略定位去考虑。

　　从宏观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向，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战略目标的考虑，即本土金融机构的强大、本土资本市场的强大以及实体经济的强大。而构筑对外开放的路径要以“强大的本土资本市场”为主要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因为强大的本土资本市场必然会带来实体经济的壮大，而强大的资本市场和强大的实体经济中，也必然会产生强大的本土金融产业与金融机构。

　　在这方面，一些国家有着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例如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错失了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机遇，不仅使其实体经济在受到冲击时缺乏弹性而一蹶不振，而且也使得其本土金融产业和金融机构长期落后于国际第一流水平。而同为亚洲国家的韩国，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大了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力度，不仅带来了本土资本市场的繁荣，也带领韩国经济走出了低谷，并造就了像三星电子一类的世界级高科技企业。

　　把握好开放中的“度”和节奏

　　金融开放是一个高度复杂和敏感的问题。选择正确的开放路径，把握好开放的“度”和节奏，能够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反之，掌握不好开放的“度”和节奏，则会带来不必要的冲击和损失。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关键，是处理好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即对内开放应当与对外开放并举，甚至更为重要，真正做到“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所谓对内开放，包括在产品和业务的准入、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快市场化的进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阶段，计划经济的色彩虽然已逐渐减弱，但仍然不能完全适应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如何加快对内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对外开放后外资机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对本土金融机构造成的冲击程度。

　　从捷克等东欧国家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加快对内开放的进程，可能会导致本土金融机构因为机制过于僵化、无法与国际机构有效竞争而被大面积淘汰，市场被外资机构垄断，本国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大幅衰退的情况。因此，合理匹配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节奏及方式，优先进行对内开放，是降低对外开放可能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成本”的最佳策略。

　　尤为重要的是，在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金融服务业中，尽快优化激励机制(同时也是约束机制)是提升行业整体实力、增强本土金融机构面临外资竞争时的应对能力的重要举措。同时，在业务和产品的市场化过程中，监管机构与市场主体明确定位、各司其职，建立有效的创新协调机制以分解创新的责任和风险至关重要。比如，英国金融服务局提出的监管机构与市场“合作”创新，即监管机构提出创新目标，金融机构具体承担风险并完成创新任务的做法就值得借鉴。

　　如何衡量开放的利弊得失

　　衡量对外开放的利弊不能只从某个或某些金融机构的得失去分析，而要算“总账”、看全局。衡量开放政策成功与否的标准应该是看它能否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和金融机构的整体业务水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并促进那些有实力、勇于创新的本土金融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做大做强。

　　以近几年基金业的发展为例，虽然出现了众多合资公司，但经过市场竞争，本土基金公司不但没有被淘汰、被削弱，截止到目前，基金业中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业绩最好的公司中仍然是内资公司居多。事实上，正是因为合资基金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内资公司也大大加快了国际化的进程，真正实现了经济学上常说的“鲶鱼效应”。再比如，QFII制度刚刚设立的时候，社会上很多人甚至部分专家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大家的观点逐渐改变，认识到QFII制度从总体上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正面推动作用。

　　因此，衡量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利弊得失，应当以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市场为着眼点和出发点，而不应过于计较某个合资公司的成功与否或因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个别本土金融机构被淘汰带来的局部损失。

　　事实上，虽然很多外资在境外实力非常强大，但它们在建立合资公司或在中国市场运作的过程中远非一帆风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合资公司内部一般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过程，这客观上形成了对于本土机构的“保护期”。而中资机构在竞争环境中，只要敢于创新、机制合理，与国际运作接轨的速度不一定慢于外资机构适应中国市场的速度。所以，深化市场化改革，引入更加合理的经营管理机制，允许更多的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让中国本土机构和金融人才通过历练和竞争尽快地发展起来，是用好这个天然“保护期”的最佳办法。

　　而基金业开放的例子更是说明，无论是内资或外资，股权结构甚至股东实力并不是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机制和人才。事实证明，哪个机构有更加合理的激励机制、有更加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就能在竞争中胜出。人才的“合资”远比股权的合资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讨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都应当围绕如何更好更快地培养本土的金融人才这个核心问题。华尔街在鼎盛时期金融专业人才不过20万人，伦敦金融城的专业人才也不过10万人。如果在今后的十到十五年中，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我们能够通过市场的竞争和筛选培养出10万到20万既懂得国际运作、又懂得中国国情的“复合型”金融专业人士，我国资本市场必然会处在世界前列。而就勤奋程度、学习能力、数理基础等方面而言，中国在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未来世界金融产业的竞争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为《从繁荣走向成熟：中国资本市场的回顾与展望》一文的第三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