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亿医储金钩沉

　　赵何娟

　　1994年，湖南、安徽、江西水患严重，三地医药局人员进京要钱要药。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综合经济司计划处处长王春雷立即通知承储单位紧急备货。但当时，所有的承储单位都称“无货”。1996年，广东发现“二号病”，广东省医药局领导受省委指派，带4人专程赴北京，请求救援。王春雷让几家承储单位紧急调用救灾药物时，却遭到了回绝。而恰在该年，国家拨付数千万元储备金，刚刚分配给承储公司。

　　王春雷不得已向财政部申请救灾款时，也遭到质疑，“刚给你们钱，怎么又来要了”。他说，在1998年他离开医药管理局之前，他常常在“调不动”的不良怪圈中遭遇尴尬。

　　“理不清”的旧账

　　王春雷曾多次向财政部写报告要钱，一次，他在报告中写到：“我局每年都大量接到灾区的告急和急需药物清单，目前，我局已经没有任何手段和能力担负救灾救急任务。”财政部当时面对频繁申请要钱的王春雷说，要钱的前提是清理旧账，待账目清晰后再考虑追加。

　　财政部所说的旧账就是1974年，国家医药储备功能从之前的战备转为应急、救灾、防疫、外援之后，国家储备库划归地方，同时，国家医药储备任务转由中国医药公司承担。之后，国家连年拨款和安排外汇指标，1996年前后，国家多个地方接连出现天灾需要救援之时，国家已经下拨的医药储备金实际已经达到23亿元之多。

　　《第一财经日报》获得的一份报告显示，除去国家划拨的医药储备专款，1994年之前，每年都还会安排几千万美元的中央外汇指标，用于进口防疫和急救药物，相当于每年为医药救灾储备补充资金1亿元左右。1994年，中央外汇取消后，国家计委、财政部又安排了1800万美元外汇指标，1995年，该两部委又安排了800万美元外汇补贴指标。

　　1997年3月12日，财政部发出《对医药储备资金情况进行检查的通知》(“财工字[1997]34号”)，对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等33家单位的资金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储备计划、资金拨付、专款专用是否挤占、挪用，储备资金与医药实物储备是否相符等情况。

　　之后，医药局组成6个调查组，普查了全国医药储备库存情况。王春雷印象最深的是在沈阳和广州的两次检查，最后检查结果在诸多压力之下也不了了之。

　　王春雷来到中国医药公司沈阳站，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该企业将王春雷带到苏家屯仓库，结果王春雷看到的竟然是“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多医药包、妇科手术器械等，而医药公司则称这笔货物价值2000万元。在王春雷的要求下，他们又检查了另一个仓库，此仓库则堆满了当时市场上热销的

　　到广州，王春雷受到了热情接待，但是看到的仍然是医药储备仓库里堆满的市场热销品，大量脂肪乳和龟苓膏。这次的清查结果，令王春雷震惊，所查医药站百分之百存在账物不符。

　　在当时面临救灾的严峻情势下，王春雷对企业下发了命令“如果你们说没有钱，以后就没有资格再要钱了”，并且不管怎样，账面上都必须有钱。无奈之下，全国11家医药单位报出了2.2亿元的现有账面资金。“而其实，那也都是做出来的账。”王春雷说。因此，之后在他看来是“勉强”作出的调查汇报报告显示，这11家储备单位已经资不抵债，储备资金实际上已经无法调用。

　　而这2.2亿元都分布在中国医药公司所属的六个医药一级站和20多个省、区、市的医药公司。其中以中国医药公司及其所属的医药一级站为主，储备资金合计为18777万元，占总额的85.24%；其他单位储备资金合计为3252万元，占总额的14.76%。

　　附表国家医药储备金机构沿革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本报记者根据历史资料和采访人提供的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