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医药储备金和豪华游艇上的分配会

　　赵何娟

　　3月下旬，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发布了一则内部告知。

　　这则告知本来是对此前中国医药工业公司17名老党员、老员工的抗议信作出的回应。在抗议信中，这些员工批评公司的混乱管理。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没有料到的是，这则告示反而引发了更大的不满。

　　不满的来源是告示中的一段内容：2004年3月15日，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向其全资公司中欣医药经营公司(下称“中欣公司”下达了《关于调整中央储备品种通知书》，中欣公司增加储备抗过敏类药物，下拨储备金3071.15万元。自2004年3月以来，中欣公司承担3071.15万元的实物储备任务。由于2006年中欣公司经营情况变化，储备品种丢失。

　　一位老员工质疑，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为什么要将中欣公司作为主要储备金承储单位？

　　中欣公司的角色

　　中欣公司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这家公司的“特殊背景”。

　　一位中国医药工业公司老员工透露，中欣公司靠的是王颖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查实，王颖伟是中欣公司副经理，但她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身份，则是已经落马的原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的夫人。记者获知，王颖伟也已因涉案被检察院逮捕。但王颖伟的最初涉案，并不是因为医药储备金，而是因为曹文庄出事后相关注册审批中的问题。在调查过程中，医药储备金的挪用情况才浮出水面。

　　记者从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多位人士处获知，中国医药工业公司通过王颖伟赠与曹文庄两套住房，此外郑筱萸在北京的一套200多平方米高级住房也是该公司所赠。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一位内部人士还告诉记者，王颖伟的问题，挪用医药储备金只是一部分。作为曹文庄对外进行“批文注册”交易的桥梁，中欣公司真实财务有很大的问题。

　　在一次公司工作会议上，员工们听到了王颖伟汇报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数据细节，2004年，该公司销售额为2亿多元。但是那一年，该公司的账面利润额是10多万元，这在公司中引起了不小的质疑。长期以来，中欣公司财务一直非常不透明，但是这并不影响中欣在中国医药工业公司的地位和独特作用。

　　多年违规操作

　　告知中还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底，中欣公司承担了国家医药储备任务4300多万元，其中实物储备2505万元，现金储备1884万元，实物储备占57%，现金储备占43%。

　　但是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综合经济司计划处处长王春雷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承储的资金远远不止这么多，仅1997年10月，他经手草拟的分配报告上，就有1000万元资金，1998年5月又有一笔1380万元。1993~1998年期间，王春雷正在国家医药管理局中专门分管国家医药储备金等物资的规划、分配等。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在拿到承储资金后，再分别划拨给子公司，中欣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承储子公司，此外还有浙江康裕制药以及2005年之前的中湘康神。根据告知，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正在对东北制药总厂、汕头金石的储备进行清收。而在2005年处理与中湘康神纠纷问题时，收回了储备金近39万元。

　　王春雷认为，按照国家要求实物储备必须占到70%，先不管公司公布的数据有没有造假，即使属实，也说明已经违规操作多年。

　　“没有一次是正经开会”

　　中欣公司挪用的数千万元医药储备金，仅仅是冰山一角。

　　从1974年开始至1996年前后，国家已经下拨的医药储备金实际已经达到23亿元之多。然而，直到1997年，医药管理局进行调查清算后，发现账面资金只剩下2亿多元。而这仅有的2亿元账面资金仍然具有很大的水分和虚假性。

　　王春雷回忆，每到要分配医药储备资金指标时，承储企业都会围着要，而郑筱萸都会打招呼，把指标给予指定的几家企业。郑筱萸从1994年开始任职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自1994年至1998年，医药储备资金指标拨备都由国家医药管理局说了算。

　　当时的资料显示，国家医药储备金承储的主要是五大公司，分别是中国医药(集团)公司、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和中国医药物资供销总公司。前四家公司及中国药材公司组成了现在的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1997年9月，药管局就包括新拨3.5亿元和账面价值2亿元，共计5.5亿元的医药储备资金分配提出了新的初步方案，具体安排意见是：中国医药(集团)公司，资金清查后的2亿元不动，再安排1.5亿元；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安排0.8亿元；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安排0.5亿元；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安排0.4亿元；中国医药物资供销总公司安排0.2亿元；剩余0.1亿元作为流动机动资金。

　　在1997年10月的一次涉及其中4000万储备资金的分配过程中，五家公司就对分配方案各提意见，均对分配的数额不满意，有的还很不满意。中国医药(集团)公司认为，救灾医药供应基本上是它们做的，并且，查清后的剩余2亿元原有资金，含“金”量太低，这次至少应该分配2亿元。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则认为，应得到3.5亿元中的30%，至少要得到25%，这次分配只占了23%，要求再增加一些。中国医疗器械公司则认为，太忽视医疗器械了，要求增加至0.6亿元(至少0.5亿元)。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认为应分到0.8亿元(至少0.6亿元)。要求将目前留下的0.1亿元以贷款形式分给他们，以增大储备金额。中国医药物资供销总公司索性要求，明年再调整和增加资金数额。

　　按照惯例，国家下拨给企业资金及药品清单后，该企业安排下属公司采购或者生产。王春雷亲自参加过无锡、南宁、宁波召开的医药物资分配会。三次会议过后，他说“没有一次是正经开会，都是借开会的名义吃喝玩乐，挥霍应急救济款”。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1994年的武汉会议，是他的一名余姓下属去参加的一次分配会。参会者包了一艘豪华游艇，在船上开会研究医药救灾与基建物资安排工作。但从沙市出发后，整个所谓的会议过程都没有任何开会讨论，全程娱乐。参会者还有诸多带有家属。最刺激的抓阄游戏，即抓即兑奖品甚至包括金项链、金戒指或千元以上的礼金。

　　郑筱萸的“小金库”

　　1996年，在财政部态度明确要查清“旧账”前，医药管理局只能求助于国家计委，当时国家计委在安排外汇指标时，总要优先考虑和保证储备药物用汇。在医药管理局要求紧急追加外汇的情况下，国家计委从已分配出去的指标中又挤出了1800万美元指标给医药储备金。

　　在旧债未查明、涉及20多亿元国家储备资金流失的情况下，郑筱萸再次强行要求把承储指标拨给了中国医药公司等企业，“郑筱萸跟这几家企业关系极其密切，不仅未追究责任，反而追加承储额，我只能硬着头皮做了。”王春雷说。

　　但令他难以接受的是，每到真要用药时，企业又都会端出架子来说，这是承担的国家政治任务，企业经营存在困难。“那为什么存在困难，还要不断给这些企业指标呢？为什么资金要屡屡拨给这些发生问题至今没有查清的企业呢？”王春雷如今不断反问。而在当时，他却并不敢向郑筱萸提出质疑，“因为郑筱萸的作风，就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都知道。”

　　王春雷说，不仅是国家医药储备资金，在过去，郑筱萸一直强调要把国家历次安排的各种资金和物资向这些“嫡系”企业倾斜，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都是郑筱萸调来的得力助手。郑筱萸与这些企业，通过各种手段，使得国家大量资金流失，并且为郑筱萸及这些企业的少数人带来了巨大非法利益。

　　“郑筱萸曾经是这些企业的牢固靠山，他们可以说是‘筱萸时代’所形成的怪胎，是真正的郑筱萸腐败案重灾区。”王春雷说。

　　而多位知情人亦向记者反映，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更是后来郑筱萸执政后的“小金库”。该公司这些年来管理相当混乱，虽然账面年年盈利，但是实际却亏损相当严重。记者掌握的多份材料也显示，中国医药工业公司运作有相当多“不大符合规矩”的地方。

　　而与国家医药储备资金违规操作相牵连的领导，也不仅仅是郑筱萸一个人。1998年下半年，国务院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时一位医药管理局原领导带着一班人和资金并入了国家经贸委所成立的医药司，该领导任司长。国家储备资金的管理职能也随之转到了该司。

　　但是国家储备资金的管理却并未因此进入正常轨道，承储公司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中国医药集团公司。

　　2003年初，在国家经贸委分拆、部分并入发改委后，医药司也成为发改委中的一个处。发改委某主要领导在对国家医药储备资金的审查中发现，自1998年开始的财务账面上，完全没有国家应急医药储备资金的账目。后经过追查发现，这笔资金被当时负责安排此资金的医药司司长，在机关财务账户外另外建了一个账户，进行自管自支。问题发现后，对该司长作出了内退处理。但是该司长很快便在上海某家大型医药企业担任高管，这在当时的发改委内部，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在此之后的2004年初，国家

　　原经贸委，现发改委一位人士回忆说，医药储备资金管理混乱早在当时就有所耳闻，而当时医药司“自成一派”，一直未进行清查，但后来也确实查出了问题，并且作出了处理。但该原司长已经又在企业中谋有高职，现在还是中国医药企业协会的主要领导，他也不便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