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古都之春

　　本刊记者 章剑锋/发自西安

　　长安自古帝王都，汉唐明月下的古都西安，遍地的秦砖汉瓦和盛世痕迹令人叹为观止。但是，这一切又都无法掩盖一个如梦似幻般的现实尴尬，一股巨大的娼妓经济暗流正于这座千年都城的深处涌动，卖春之风于市井里巷悄然兴起。是断代历史的自然承袭和复苏，还是市场经济确立之后逃脱不了的交换规律在萌动？

　　卖春地图

　　天幕低垂。冷雨如丝。三月关中。寒气袭人。

　　基于隋唐旧城遗址营筑起来的尚德门城墙，粗犷地横跨西安火车站前东、西广场，犹如一道壁垒森严的屏障拱卫着西安内城。自北而南，穿过气势恢宏的城墙拱门，我们得以进入汉唐盛世的腹地——古都长安。

　　穿梭在南北向纵横交错的街道间，当知道我们要找一个叫做吉祥村的地点，关中口音的张姓出租车司机对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显得了如指掌——

　　“那是个妓女村”。 在与《财经文摘》记者的交谈中，他漫不经心地抛出这样一句话，全然不以为忤，一边说话一边专注地拨打着方向盘，眼睛观察着周围路况，神情淡定。

　　初步获悉，吉祥村是西安市南二环外含光路北端的一个城中村。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使这里早早脱离了破败不堪的城中村庄模样，形成了一个有其规模的街区，楼房密集林立、里巷错落有致。在西安地方媒体和当地一些知情人士的语境里，这个距大雁塔一步之遥的街区在近几年内一跃成为西安蜚声内外的色情交易地点。

　　知情人士向记者称，外来小姐们自依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的村民那里租得门面房，借助美容美发的生意之名来掩饰从事卖淫交易之实，规模越做越大。职业卖春在拥有一千多户居民的吉祥村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去年，当西安本地媒体曝出长安区郭杜街区长里村也出现“小姐”集体进驻拉客的事件后，吉祥村、长里村与在西安地方尽人皆知的西安火车站地带被一并归集为“两村一站”，被视作西安典型的“卖春”基地。

　　“那里的小姐都是从农村来的。在吉祥村租房住，房租很便宜。”张姓司机娴熟地驾着车，继续向记者介绍说。较之以往，小姐们现在的境况并不好，因为不怎么赚钱了。据他描述，以前小姐一晚上可以赚几百块钱，但是，行业竞争已经拉开，“现在小姐多了，价钱上不去”。

　　职业卖春供方市场规模的扩充，一方面使行业利润呈现普遍下滑迹象。由于过度的竞争和挤压，现在西安卖春业的价格行情也是参差不齐，由低到高形成了明显的价格级差，低到30、40元，高到400元、500元不等，不尽一致；另一方面，职业卖春者的递增速度亦显得不可估量，已经不足以用“两村一站”加以恰当形喻。“两村一站”更多时候有如一孔一斑，并不能全面囊括西安卖春业的全貌。

　　当地知情人士先后告诉记者，网络早已将西安卖春业线路绘影图形。在西安，卖春业的发达不仅使得是类信息在坊间广为流传，网络资讯也使更多人轻意就能对卖春地点的分布信息实现共享。而这些网络资讯的出现，完全源自许多深谙行情的市井之徒之手。他们当中很多人会通过社区论坛将自己的渔色经历、场所、价格、服务内容、从业人数如数公布出来，并会采用星字符号将这些地点的综合服务质量或性价比加以直接评判，十分细致地呈现给有相同需要的人。

　　“这些信息都非常真实”，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对记者说。买春一方只需要通过网络资讯按图索骥，就能对西安的卖春线路掌握一个大致梗概。

　　但事实上，一幅规模更大的卖春据点分布图远未浮出水面，通过网络或可能进一步窥得情色产业身上的一鳞半爪，却绝非全部。而张姓出租车司机显然对这张分布图有所掌握——

　　在明清府城的基础上，西安旧城被一堵城墙定格为长四方形，高大的城墙象征性地耸立在城头，城门洞开，关不住城内城外的人流和一派经济景象，也隔绝不了于城里、郊外迅速蔓延开的卖春经济。本地出身的司机在车上向记者描述着西安城内外那些卖春地点的详细分布，以及卖春群体的具体价格、档次、相貌、年龄和服务类型。记忆力和熟识程度惊人。

　　“南郊的小姐都不咋样，要是正儿八经想开红灯区，就在东郊开一家上档次的。”司机表示，东郊人多、钱多，具备市场基础。相貌好一点，年纪轻一点，消费也会高一点。

　　说话间隙，他将车子驶入南郊红会医院附近的南郭街。司机有意识地放慢车速，在他的指引下，一整条街道上尚未开门营业的发廊和美容、按摩门店便完整无遗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条离市中心较近的卖春业密集型街道上，据他称，自上午12点至下午5点左右，将充斥职业卖春者的影迹。

　　“这里的小姐包夜一般是300元。”他说，但是可以议价，一般260元左右就可以成交。如果不包夜，价格大致会在120至150元区间。若同样是在东郊，这一价格会升至200元以上区间。

　　与其他随地理区位优势而增值的产业(如房地产)不同，西安外城一些卖春地点消费价格会远高于内城，而内城一些卖春场所，由于供方市场趋向饱和，价格往往会被压低。另一特点在于，很多广为人知的卖春场所大都聚集外城，自成规模。内城的一些场所虽然也被人通过网络渠道勾勒出来，但均为隐秘。知情人士称，这与内城的被控制程度较严密有一定关联，与之相较，外城的活动空间和氛围相对活跃、宽松。除此之外，内、外城并无显著差别。

　　长安风月

　　“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名噪一时的初唐诗人骆宾王曾以一种简约、洗练的笔触描述了唐初长安的娼妓业盛况。然而，时隔约1400多年之后，梦回大唐，古都西安娼妓经济暗流涌动，隐有唐风复显之势。

　　3月15日下午，《财经文摘》记者来到西安市南郊的吉祥村。和所有普通街区一样，这里只是一个商业繁华的闹市。

　　吉祥村位于南二环西段，仍然沿袭着中国基层乡村的人口组成建制，统一以生产队的形式加以分组。在最初，吉祥村并不以“小姐村”知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吉祥村以种、养业闻名，有一段时间甚至兴起“狼狗经济”之风，养殖犬类成为村民增加收入的一条途径。但不能长久维系，后来渐渐中落。及至现在，“小姐”成为吉祥村的经济产物。

　　入夜时分，在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引导下，记者进入吉祥路。在这条路上，除了学校、商场和餐馆，发廊、歌厅和洗浴场所是最为主要的商业形式。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鼎盛时期有近200多家类似性质的门店同时在这条街上营业。

　　由吉祥路东端进入，一直往西行走。霓虹闪烁，纸醉金迷，大型娱乐场所鳞次栉比。步行约二十分钟左右，霓虹尽处，人影稀疏，似已行至街底。正欲转身返回，不料知情人士隔街伸手向对面一指，叫声“看”，传言中那一溜儿颇具规模的发廊立时呈现眼前，将这一条路上的商业生态延续下去。

　　发廊门前风格一体光线黯淡，粉红色的灯光内敛地只由屋内透出，将里面坐着或站着的女子的一颦一笑、行动举止全部暴露给门前路人。除了那些在屋内坐着的女孩，每家发廊的手推玻璃门后均会一左一右分别坐着两个女子闲聊，若有男子路过，便会拍打着玻璃门招手呼唤，试图招徕生意。

　　借助发廊从事卖春职业在西安是普遍现象。那些发廊主要的消费对象是低薪群体甚至于民工，知情人士称，其中的职业卖春者每月最低收入可以达到3000余元，而且是保守估算，“因为每个人一天之中均不可能只对外提供一次服务。”

　　然而，这并非西安娼妓经济结构的主流场地。知情人士进一步向记者透露，一般而言，中、高档卖春场所的结构数量在这座城市里尤为可观。

　　同样是在知情人士的帮助下，3月17日晚记者得以进入位于西安市旧城门外西南郊的莲湖区丰庆路。这一地带在知情人士眼里是典型的“红灯区”。

　　时已22点，街旁两侧灯光辉映，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纷纷闪过。记者跟随知情人士进入一家规模较大的KTV视频歌城，这是丰庆路上最主要的四家KTV歌厅之一，也是西安较知名的卖春场所。

　　此一场所的设备与一般歌厅毫无二致，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歌厅的包房里配套了一个洗手间、一个小隔间。隔间内置有可用于坐卧的短小软床一张，西安圈内人将这一布局称之为“炮房”，便于小姐不出房间即可为顾客提供实质性服务。

　　约有超过十位浓装艳抹、穿着暴露的“小姐”鱼贯而入，在领队男士的指令下集体向客人恭身问好，然后一字排开等待挑选。身材瘦小、年仅二十岁的小玉有幸被选中，并很快进入角色，和两个姐妹一道乖巧地坐在客人中间，陪他们掷骰子、喝酒、抽烟、打情骂俏，并毫无顾忌地接受着来自客人的任意抚摸。如果客人需要包夜，完全可以带走她。

　　小玉是陕西铜川人，来到这里只有半年时间，但是她已经决定要长期在这里从事卖春职业。半年以前，她还是一个洗浴场所里的服务员，主要工作是为客人领位。后来受一位姐妹影响，她决定改行。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西安的卖春业之所以会以“村”和“街”的规模出现，并且从业人数一度得以增至令行业平均利润出现大幅下滑的状况，一个主要因素源于帮带式发展所导致。这种帮带不仅发生在小玉一类本地人身上，最近几年更向省外蔓延。由此导致卖春从业人员构成结构发生变化，外省进入西安从事卖春职业的人员远远超出陕西当地人，主要包括东北、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外来人口。其中，尤以东北和四川入陕的居多。

　　小玉家在关中农村，家境不好。有一个弟弟在念大学，自己初中就辍学了。她认识到自己没有文化背景和相应工作技能，除了卖春，没有更好的办法赚钱。她说她需要一笔钱来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

　　小玉希望赚到钱后，在西安租一间小店面，做点女性饰品的买卖。她表示，这只需要投入一万元资金就能办到，但她又总是攒不够这笔钱，每次一有钱就不再上班。只有当钱花完，她才会重新出来卖春。

　　小玉一般会向客人提供坐台和出台两种服务，价格差异较大。坐台一般是50元，出台则是150元，通常和“淫媒”(又称鸡头)九一分成。知情人士介绍说，像小玉这样的小姐如果不中断工作，每月收入可达五千元。并且绝大多数小姐与她一样，抱有赚上一把洗手不干的打算。一般而言，卖春业是青春型职业，很多人在积累一定资金后就会选择离开。只有极个别结不了婚或被社会遗弃的，可能会继续做下去。

　　但是，以出卖身体的方式去积累初始资金无疑是一种冒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必须有效躲避官方的打击，一旦被抓住，定会被罚得身无分文。

　　“进去一次得罚两三万呢。”她说。

　　此外，屈辱如影随形、无处不在。还是在坐台的时候，有一次，喝醉酒的客人试图强奸她，将她拖入隔间，她不从。恼怒的客人在包房里拳脚相加殴打了她一顿，直至嘴角出血被人拉开。客人咒骂她是“婊子”，还去歌厅老板那里投诉，要求“炒”掉她。

　　但是现在，她确认自己已经找到某种安全的归属。因为老板会保护她们，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据她说，她们的老板在西安很吃得开。小玉决定在这里长期做下去，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有组织的卖春比没有组织要安全，这几乎是常识。因此，在西安，每一个小姐都会有自己的组织，或者发展与组织的关系。只不过此种关系形式因人而异，有的可能是合作，有的可能是完全隶属。

　　职业卖春者美美现在就隶属于一个卖春组织。她的东北老板承包下了西安城内案板街上一家酒店的洗浴中心，她们每天下午两点上班，凌晨两点下班。在这段时间内，美美必须完全受老板控制，不能脱离组织单独行动。

　　每当入夜，在老板的组织下，她们会频频通过电话对各个客房进行陌生拜访、联系“业务”，如遇需要，老板就会指派她们进入客房与客人商谈价格，进行“双向选择”。

　　“我们老板每年向酒店交五万元。”她对记者说，酒店在收取这笔钱后，完全将客房资源向她们开放。由社会卖春组织控制的洗浴中心由此垄断了这家酒店的买春市场。由于老板的背景，她们完全不必担心受到官方的干扰。

　　“我平均每晚要接待两三个客人。”美美说，最多的时候会有五六个。在这种客源和环境均有保障的背景下，她希望集得一笔钱，尽快离开。因为她意识到不能一辈子卖春，总有衰老的那一天。

　　如同大多数早前就从事多种服务职业的卖春者一样，美美最初只是洗浴中心的一名技师，虽然是向客人提供按摩、洗脚等另一类色情服务，但是只限于肌肤接触，并没有过要出卖身体的计划。两年之后，当身边的同事纷纷转行卖春之后，外部游说加上几番思想斗争，她终于想通，于是改变决定。

　　“做别的不容易赚钱，卖春比较容易赚钱，也不用太累”。她说。做技师的时候，美美一天只有50元收入，一个月全部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改行卖春之后，收入方面出现显著变化，由于洗浴中心对酒店客房资源的垄断，进而操控了价格机制，她们提供的全套服务收费在260元至300元之间，较一般市场价格要高。若是包夜，一般是800元左右，与洗浴中心五五分成，可以提取到一半的费用。

　　娼妓经济生态

　　卖春业暗流激涌，这在一些西安人的逻辑里成为可以接受的事物。在他们看来，一座城市，特别是一座大型城市，若没有一项卖春业存在是不可想象的。一位当地人士向记者称，由于有一个庞大的外来流动人口基数存在，娼妓经济的复苏成为必然。仅就那些外来打工者群体而言，其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性买方市场，如果缺少以半地下性质存在的卖春业的承载和消解，社会性需求的巨大缺口无法填补，社会系统可能出现紊乱。

　　此外，西安一直是一个名闻遐尔的旅游城市和内陆开放城市，在中国区域经济布局上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区位优势。改革开放之后，第三产业浪潮发展过程中派生出形形色色的各种消费需求，综合型的服务业必然趁势而起，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与调整，交换规律渗入到每一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情色交易亦不能避免地崛起。

　　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安就已经出现站街女，尤以火车站附近显著，但彼时规模不大，以暗娼为主。卖春业由寄生而起，最终自成体系。时至今日，今非昔比，“两腿一撇、黄金万两”成为西安的市井笑谈，卖春业被坊间誉为西安最具成长力的行业之一。

　　“西安什么都发展不起来，只有发展红灯区，”知情人士不无戏谑地说道。

　　戏谑背后，发人深思。根据记者调查，开放程度与人口流动虽然是卖春业适时而动、应需而生的肇始，但在市场需求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则在于，以娼妓为明显标志的卖春行业崛起的背后，存在着多只有形之手的推动。

　　每一个卖春群体几乎都能找到自己的合适庇护人，或者迅速编织起自己的关系网络。那些未能浮出水面的形形色色的庇护人，更多时候是政府倡行“扫黄打非”的具体执行者，或是身居幕后的更有分量的掌权个体。他们一方面在坚决地遵照政府的意志行事，另一方面，出于对利益获得的渴求，又会借助执行政策的便利给卖春业留下存在逢隙，摇身变成保护伞。

　　美美告诉记者，在西安，每次严打都会持续至少半个月，但在此之前，她们会通过相应渠道率先接到通知，并采取歇业措施加以应对。而更为知情的人士则透露，如同煤矿黑洞一样，官员个体入股卖春组织成为可能，即使没有公开参股，一些人也会成为卖春群体的实际控制人。

　　曾因代理“枪下留人”案而知名的陕西律师朱占平对记者表示，公开的卖春场所与官场腐败有直接关联。卖春是一个盈利颇高的行业，凡是能够存续的，一般均有后台，否则根本进入不了门槛。

　　此种高度类似于地方保护主义性质的现象，将整个卖春业笼罩在一种灰暗的氛围之中。暗箱操作油然滋长，对于娼妓经济利润的分食促使一条食物链迅速结成，而每一个具体的卖春者仅仅只是这一链条上细小、卑微、工具性的环节。

　　知情人士称，保护费是食物链里最突出的一项名目。通常情况下，卖春场所有规模大小与档次高低之分，保护费的额度也有二致。小场子和大场子有级差，交费方式有可能是一年一供、一季一供，亦有每月上供。若是老板背景不硬，“收了你的保护费照样收拾你。”

　　一般而言，保护费是确立和巩固关系网的行业基本规则之一。保护费完全来源于卖春个体的贡献。前文述及的卖春者美美和小玉所在组织即是如此，小玉每提供一次服务除了要让老板从中抽提一成费用之外，还能够间接为歌厅带来其他可用于支付保护费的经济收入，比如客人的包房费、酒水消费等；美美除了在卖春收入上与老板对半分成之外，还需要每月向老板支付约五六百元不等的管理费，否则便不能获得安全保证。

　　缴纳管理费之后，一旦出事，自有人出面将人安然无恙地赎出。因之，署理基层治安事务的派出所，或是一些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寄生在卖春者身上，执法的目的变成敛财而非其他。一位小姐对记者说，在西安，只要有钱，就能找到安全感，抓进去也能放出来。“交了钱就没有人管你，不交钱就有人抓你。”

　　除了权力个体的渗入，卖春业食物链条上还有另外一些形式的寄生。最鲜明的例子在吉祥村。那里居民都以出租房屋为生，据称，很多居民一个月的房租收入可达七八千元，多则上万。行政规划与控制的滞后使居民们有更多自由不断地将房屋加层，以图增加租赁收入。租赁对象皆为发廊、按摩店，由此，“出租屋”与“卖春业”组合成一件无形标志，悬在居民们的头顶上。

　　除了

房屋租赁业，朱占平律师说，卖春业所带动的其他经济收益及相应产业的繁华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行业的存在带动着餐饮、旅游、娱乐等一系列派生性消费，许多场所业务发达，营业额相当惊人。”

　　卖春业的繁荣，在一些专家眼中就是卖春者剩余价值被瓜分的典型体现，他们认为，当前的经济繁荣中，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这种瓜分基础上的。因此，卖春业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高回报的行业，实际上是一种错觉。

　　(本刊实习记者傅建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