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实践证明，浙江商会的“聚众”效应已经凸显，是健康地持续发挥作用，还是扭曲为狭隘的利益共同体，这有待未来的检验

　　浙江商会：向左走，向右走？

　　◎文／本刊记者 张驰 彭水明

　　如果把历史拉到一年前，关心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人们，或许对当年6月二十多位各省市浙江商会会长齐聚杭州“坐而论道”的事情记忆犹新；如果把历史再拉长一点，二十年前，这二十多位浙江籍会长也许已经赚取了第一桶金，也许还在为各自的生计而四处奔波，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就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当上受人尊敬的商会会长。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上述人士提供了充分发挥自己能量的舞台，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浙江省浙商研究会的一位专家给出了他的分析。

　　“我们成立各地浙江商会的最初目的，就是凝聚分布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浙江商人的力量，为浙江，为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一点各自应该做的事。”说话人是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郑宪宏，他是设立浙江商会的具体实施人之一。

　　浙江商会的诞生

　　“浙江商会的诞生既是浙江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内在需要，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秩清认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从浙商的群体性发展来看，这种内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大批浙江人迫于生计，同时，也鉴于浙江人文化基因的影响，走南闯北，主要从事修鞋、弹棉花、鸡毛换糖等小商小贩活动，处于各自为战、互不相干的无组织状态。

　　第二阶段，进入上世纪90年代，又有一批浙江人走向全国，推销商品，采购原材料，在外浙江人数量不断增多，浙江商人在外开始小型集聚，陆续创办类似“浙江村”、“温州村”、“

　　第三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部署，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立足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思路后，浙江与兄弟省市区的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一大批浙江商人带着资本、品牌、理念在更高的层次、更宽的领域，跳出浙江，走向全国，形成了一个“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的“浙商现象”。

　　随着浙江人在外经商队伍的壮大，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这时候非常渴求一个“有苦有处诉、有愁有人解、有难有人帮、有事有人助”的组织。

　　“民营经济对商会的需求是内在的、本能的、自发的，其本质是需要形成一个‘浙江经济代言人’，以代表浙江商人的整体利益，协调商会内外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杨秩清总结。

　　“同时，对在外发展的特殊浙商群体，家乡政府也十分关注和重视，需要有一个联络服务浙商的渠道，形势所趋，人心所向，省委、省政府要求有关部门把筹建省外浙江企业联合会摆上议事日程。”

　　就这样，在此后的几年里，江苏、上海、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陆续成立了浙江商会。

　　特色鲜明

　　浙江商会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特点。

　　“政经一体，官商结合是它的最大特点。”

　　政府主导，企业主事，是浙江商会不同于其他行业协会或商会的明显之处。

　　“从政府角度来分析，面对分布全国各地资本实力较强的浙江商人，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发展当地，发展浙江的经济服务，是浙江省政府首先要考虑的。”

　　“从商会的主体构成来分析，散布在各地的浙江商人，在自身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自我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其周边人际、社会关系网的维护，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施加影响，已经成为浙商们长久以来的自然诉求。”于为友认为上述两点为商会的成立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一句话，浙江商会要为浙江商人谋求话语权。”

　　打破行业界限，以浙江省籍经商人士作为对口管理对象，这是浙江商会的第二大特点。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担当各个省市浙江商会会长，绝大多数是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浙江籍民营企业家。

　　“这一做法是人才济济的浙江商人对‘精英’效应的体现，谁有能耐谁当家，谁有资历谁掌舵。”浙商研究会副会长王曙光分析。

　　“会长可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为会长，首先你要有德，然后才能排实力与才能。”王曙光列举了成为浙商会长的几个必备要素。

　　“德字讲究的是公平与信誉，有了这个前提，个人才能更好地为商会服务，而不是借助这个平台来扩大自己个人的影响力。”

　　“当会长，你既要具备公益心，杜绝公利心，还得要学会平衡。”湖北省浙江商会会长任雪涛表示。

　　仅有这些还不够。

　　组织严密、务实高效、服务专业化是各地浙江商会的又一大显著特点。

　　《法人》在采访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几乎所有的浙江商会，他们内部运作机构的分工都相当明确，会员大会、理事会、会长办公会议、秘书长各个层级的职责权责界定清晰，会议制度健全。由于事关会员切身利益，商会内部议事认真，决策民主，不时还会出现激烈争论的场面。

　　“浙江商会的立足之本是服务，如果服务跟不上形势，商会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就是生存与维系。”北京浙江商会会长沈国军表示。

　　他认为浙江商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浙江这样一个务实氛围特别深厚的社会中，民间商会的凝聚力、号召力强不强，并不取决于它的权力有多大，管了多少行内事，而在于它为会员办了多少实事、在行业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作用平台

　　“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浙江商会起到了较好的资源整合作用。”北京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何向超对浙江商会的作用给出了他的评价。

　　北京浙江商会会长沈国军介绍，目前在北京18个区县经商办企业的浙江人在40万以上，开办各类企业7万余家，每家企业以招收10名员工计算，浙商为首都提供了70万个就业机会。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而来自浙江省驻京办事处的数字表明：近几年，浙商在京城的投资超过2000亿元。

　　这两年北京浙江商会一直在做北京区域内资源的整合工作，在谋求浙商自身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

　　“如果把这个能量放大到全国，浙江商会的会员企业所办的实体已经成为各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何向超说。

　　商会的组织与服务功能成果显著。

　　何向超认为，商会能发挥组织和服务功能，办成了许多单个企业想办而又难以办成的事。如组织开展行业性活动，包括经贸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动员全行业共创区域品牌，提升行业形象；开展市场调查、技术培训，通过报刊、会议等形式开展信息交流；提供商务、技术、管理、融资、会计、法律、质量检验检测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帮助会员企业排忧解难。

　　“此外，商会还能促进沟通渠道的建立。”

　　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民营企业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必然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就需要沟通。以商会为中介，能使这种沟通趋于和谐、有序。

　　“参政议政，发挥桥梁、纽带和参谋、助手作用是浙江商会的一大亮点。”贵州省浙江商会的一位负责人说。

　　浙江商会参政议政的方式，一是直接参与当地政府的一些决策和工作，如在制定行业规划中充当政府部门的参谋和助手，提供有关资料，提出建议的意见，并在实施规划中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商会还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行业性的检查、验收、认证、资质审查，以及市场秩序整顿。

　　向左走，向右走

　　“虽然浙江商会在成立、运作、管理方面做了些有益的尝试，但它没有摆脱商会‘亦官亦民’的身份，对提倡商会民间化的大趋势来说，浙江商会的发展之路如何走，将是一个不可预知的未知数！”长期从事社团研究的学者魏民海提出了他的问题。

　　一个支撑他观点的理由是，浙江商会在国内的运作实践中往往可以借助浙江省的官方背景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但涉及到对外经济交往，浙江商会在保护会员利益方面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尚不可知。因为在一些涉外的经济纠纷中，好多具有官方背景的商会并不被国外的同类协会或商会认可，这时候商会对会员企业的利益保护，从有效程度上来说或多或少会打个折扣。

　　“从长远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程度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到商会的凝聚力与可信度。”魏民海认为这是他的一家之言，提出仅供参考。

　　魏的另一个问题是，浙江商会将来会不会成为狭隘的“浙江商人利益集团”。毕竟，浙江商会代表的是浙江商人的群体利益，对商会的成立、运作虽然有相关法律、法规可依据，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任何人都无法估量，将来有一天这种影响力是成为商会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因素还是阻碍因素，也都未为可知。

　　清华大学的于为友教授关心的是“浙江商会”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如果商会的会员出现企业违规违法情况，商会该作何应对；如果涉及到损害浙江商会品牌形象的事该如何处理？

　　“由于各地商会的成立与运作没有统一的模式，以及对商会的入会门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很容易造成操作上的误区，也很容易使部分人钻空子，像这类事情如何处理，也是摆在各地商会面前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于为友提出了问题，但他还是希望“浙江商会”品牌有一个良性的发展。

　　“无论是浙江省政府，还是各地商会，都要考虑尽快建立维护‘浙江商会’品牌的一整套机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游戏法则，从制度上保证商会品牌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昙花一现的事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