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累积性不平等与弥散性不平等

　　胡泳／文　　

　　2006年，丘成桐曾炮轰北大。其实，北大清誉遭污实非自今日始。每一次都有人拿北大说北大以外的事，这印证了陈平原教授的说法：“北大是个夸张的地方，万众瞩目，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北大无小事’。”

　　丘教授说北大引进人才造假，引发的后果自不可能例外。公众对中国高校存在的学术腐败严重、创新能力匮乏、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诟病已久，丘成桐的一席批评，给了公众一个宣泄不满的极佳发泄口。

　　然而，北大无小事，还有更深刻的道理在。丘成桐说：“北大的大教授们都不带本科生，他们在忙什么呢？他们中间很多人在忙于政治，忙于搞钱。”他说话的依据不知何在，但为什么网上的大部分人对北大造假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是因为公众越来越感觉中国的官产学三大系统在合谋，结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官权、产权和媒体的话语权都被这个共同体抓在手里，用以捍卫自身的既得利益。

　　中国当前的社会有一个突出现象：存在着群众非政治化和社会本身越来越政治化的矛盾。群众的非政治化，从消费主义盛行和娱乐文化当道可以观察得很清楚。娱乐公众(如超女的拥趸者们)到底能不能转换为政治公众、民主公众，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但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另一方面，社会本身的政治化可以用各界对政治资源的争夺程度来衡量。

　　从政治学角度讲，人们对政治资源的占有必然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可以分为两种：其一，假定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每个人都根据他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来排列：譬如权力、财富、知识、声誉、对传播的控制等。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不平等是累积性的。通俗地说，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

　　其二，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没有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则是弥散性的。弥散并不意味着平等，不过，它和累积性不平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因为在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

　　显然，中国政治资源的不平等是累积性的。例如200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称，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不仅如此，在官产学共谋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形成资源悉数向少数人倾斜的恶劣态势：政治权力可以卖出价格；通过金钱收买，企业老板可以使相当范围的国家权力网络为其个人利益服务；高校的大门向权钱洞开，无数领导和老板戴上博士帽，在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出现了典型的“马太效应”。

　　公平地说，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几种关键性的政治资源方面消灭不平等。但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存在的不平等加以分散，以使在某些资源方面地位很差的个人和集团在其他资源方面地位较好(例如，我们不能为社会底层的后代向上流动创造平等机会)，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极为困难的局面。

　　在《未来之路》中，比尔·盖茨曾经谈到过企业经营中的正负反馈循环问题。所谓“正反馈循环”又称正向螺旋，它是指一个成功推动另一个成功。与正反馈循环相对应的是负反馈循环，即负向螺旋。用盖茨的话说，“处于正向螺旋中的公司，有一种天生就该走运的气氛，而处于负向螺旋中的公司，则有一种命定失败的感觉。”如果一个公司丢掉市场份额，或是抛出了一种坏产品，用户开始议论纷纷，投资者进而质疑它的前景，新闻界闻到腥味，全力揭露内幕——所有这些情况会引起更多的错误，于是该公司的情况急转直下，坏消息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本着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必须努力避免负反馈循环，推动正反馈循环。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像过去那样简单，仅仅连接两个群体——治者与被治者，它已然形成了一个“N边”社会。不同的群体在这个社会中共存，每一群体的活动都依赖于其他的群体。管理这样的“N边”社会，必须要同时吸引和保持不同群体的参与，而不能采取排他手段；必须致力于使资源的占有较少累积性而更具弥散性，打破利益共同体对资源的独占和攫取。

　　否则，累积性不平等达到一定阀值，导致负反馈循环开始，社会资源的分配受到极大扭曲，各阶层的不满情绪蔓延，反金权政治的运动可能趁势而起，而且极易激荡成为一种反社会情结。如果社会的弱势团体无法在正式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得到机会，就可能在体制外进行抗争，形成另外一种社会对立冲突的来源。那时候，所谓“群众的非政治化”现象有可能完全改观。官产学勾结的泛滥更可能引发公权力的正当性危机。一个社会的国家机构的公正性如果遭到普遍的怀疑，整个社会的违法脱序现象就会不断出现，成为一个难以治理 (ungovernable) 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