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诺利谈软件外包模式及中印软件服务模式差异

　　□记者 刘丽娟　　

　　● 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加剧，跨国巨头们要求软件提供商能随时调动全球资源，对他们的信息系统进行积极响应，因此服务的同步性非常重要，标准化和多样化的服务模式也很重要

　　● 印度软件企业擅长标准化的服务和开发模式，而中国企业则有时会依靠成本优势，可以集中资源投资于项目运作。在亚洲的日本和欧洲，中国软件企业有越来越多机会成为服务提供商

　　● 软件外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产业，必须在实践中集聚服务能力和客户规模，到业务流程、成本控制、客户关系等因素都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时，才能在稳定发展中通过不断的技术模式探索和创新，形成规模

　　● 软件工程师技术水平的提升，开发和服务过程的标准化，以及在与国外技术厂商合作中深入业务层面了解他们的应用方式，才意味着中国软件和服务业的前景

　　也就是这几年，中国诸多城市开始将软件开发和外包服务作为经济发展新的支柱性产业，2006年11月，中国政府确定了大连、青岛、南京、成都等10城市为软件外包出口基地。印度软件中心班加罗尔成为这些城市官员们经常重复的黄金字眼——他们的目标都是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

　　现在，中国人可以更近距离地学习。2002年和2003年，印度三大软件巨头塔塔、Infosys、萨蒂扬分别在上海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今天当塔塔、Infosys依然坚守其上海基地时，作为印度第二大软件外包公司的萨蒂扬已经加快了向位于二线城市的中国软件外包出口基地的布局。

　　成立于1987年的萨蒂扬公司，已经为全球超过55个国家的电信、制造、保险、银行、金融服务、医疗保健、生物信息科学及零售业提供定制IT解决方案，其整体业务收入中有47%来自海外市场。萨蒂扬创始人兼董事长B. Ramalinga Raju指出，更广泛的客户基础和趋于分散化的业务，不仅给萨蒂扬公司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将成为其利润持续增长的推动力；而在南京新公司的建设，将使萨蒂扬的全球服务交付模式更加成熟。

　　2月10日，萨蒂扬在南京软件园正式启动了全球交付园区的建设。按照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V·米诺利(Murali)向《商务周刊》的介绍，萨蒂扬公司在南京的园区将与其印度本部具有同样的规模，印度人希望借助于中国本土的软件人才，使新园区具备全球性信息技术服务项目的交付能力。

　　《商务周刊》：萨蒂扬公司在中国南京的园区建设前经过两年多的考察，是因为印度软件公司特有的审慎做事风格，还是因为中国软件外包服务环境与印度之间存在差异？考察过程中萨蒂扬公司决策层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米诺利：这的确是个漫长而审慎的过程。但是审慎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每个项目都是审慎决策的结果，这也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必然做到的。

　　在中国建立园区的目的，就是借助于中国本土资源提高我们软件外包项目的全球交付能力，这就必然要考察中国内部环境。再加上，我们为企业的服务项目是深入到企业内部流程中的，一旦合同确定，就要服务到底，这是一种长期性合作，所以基于长期合作的关系和承诺必然审慎。

　　2002年，萨蒂扬在上海建立软件开发中心也是非常小心的，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接近本地客户，并且帮助他们完成信息技术项目中的决定性部分；同时，也致力于加强本土企业资源及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投资，以实现我们为客户的业务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目标。

　　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在全球55个国家的研发和技术中心都是严格选择的结果。因为我们必须确保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使这些本土人才以统一的标准和服务方式参与到全球业务中,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地服务于那些在全球开展业务的客户。

　　现在，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有160多家公司是萨蒂扬的服务伙伴。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加剧，这些跨国巨头们要求萨蒂扬能随时调动全球资源，对他们的信息系统进行积极响应，因此服务的同步性非常重要，标准化和多样化的服务模式也很重要。

　　《商务周刊》：与其他印度软件公司一样，萨蒂扬将上海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站，然后就是在西安、南京等中国内地城市建立园区，为什么是这样？信息服务和外包是否更适合在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呢？

　　米诺利：软件服务外包行业的80%成本来自于人力资源，所以我们在选择研发中心时，自然会关注当地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北京和上海等中国核心城市的人力资源早已失去了成本优势，而在南京，人均人力资源成本至少要比北京或者上海低20%左右。

　　其实，中国内地城市有很多优秀资源，成都、西安、南京、大连等城市发展得很了不起，这些地区也有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

　　在南京，我们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按照南京市政府提供的不完全数字，南京软件产业2006年产值达到280亿元，2007年将超过300亿元，而在2010年会有更加乐观的数字，并且还有其他萨蒂扬的合作伙伴选择进入南京软件园。再加上南京当地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们相信在南京建立园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在印度，无论是班加罗尔，还是成立于马德拉斯、海得拉巴等南部城市的高科技工业园区，这些从事信息技术外包的公司都是以成本与规模兼顾的方式成长。此外，在印度本土有大规模的人才培训。一贯的教育投资保障了技术服务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进行，从印东城市卡拉普设立的七所印度理工学院，到现在印度工程、计算机和软件人才发展，保障了软件服务行业的持续性发展。而印度所具备的这些因素，我们都可以在南京找到，所以这些成为我们在南京建立技术中心的主要原因。

　　《商务周刊》：马德拉斯、海得拉巴、班加罗尔构成了印度南部著名的软件产业“金三角”，现在中国有至少10个城市都在大力发展软件外包产业，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园区，你是否认为，中国软件出口和外包基础的建设普及后，中国会出现软件产业的“黄金多边形”呢？

　　米诺利：完全有可能。胡锦涛主席在去年访问印度时曾经说过，中国有硬件基础设施，印度有软件服务，软硬因素相结合，必定会产生很好的发展模式。所以，萨蒂扬等印度软件公司投资中国，利用中国本土人才资源和基础设施进行外包服务，双方都会从中受益。

　　当然，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发展令印度本土人民羡慕，但是印度信息服务软件业的确有专业优势。首先，我们提供全系列的信息技术服务，从微软的.net，到甲骨文、SAP，还有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的嵌入式技术应用以及无线技术服务，这些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已经深入到不同企业的细分产品和企业流程中。这不仅让这些技术巨头，还有他们的客户，都会对印度的软件技术产业产生依赖性。再加上微软、英特尔、苹果、IBM等公司早已在印度设有研制中心和生产基地，他们把一些软件研究和开发项目转移到印度，使得我们与他们的合作更加便利，也促进了我们企业技术能力和研发能力的提升。

　　同时，由于印度与加州硅谷之间有大约一天的时差，硅谷的公司管理人员可以在下午下班时把他们的问题发到恰好是在早晨的印度，在他们晚上休息时，印度软件工程师就可以处理交办的任务。这也是印度发展软件服务业的有利条件。

　　更重要的是，印度软件企业已经在国际市场的软件开发标准中占有重要席位，印度已经渗入到了硅谷的灵魂中。所以美国公司与印度服务商的深入合作都是彼此在价值链中的影响力延伸。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软件服务业发展也在加速，不仅是由于多个城市成为软件出口外包基地，还因为中国本土企业特有的集聚资源的能力。印度软件企业擅长标准化的服务和开发模式，而中国企业则有时会依靠成本优势，可以集中资源投资于项目运作。在亚洲的日本和欧洲，中国软件企业有越来越多机会成为服务提供商。

　　《商务周刊》：有人预测，到2008年印度的IT服务业总量将翻五番，达到570亿美元。中国企业一直将印度软件业作为学习的榜样，您认为中国要向印度学习什么呢？中国企业从事软件外包和服务的潜力又在哪里呢？

　　米诺利：外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产业，必须在实践中集聚服务能力和客户规模，到业务流程、成本控制、客户关系等因素都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时，才能在稳定发展中通过不断的技术模式探索和创新形成规模。

　　我始终认为，人力因素对于软件技术发展和服务外包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努力在中国建立培训机构，大规模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保障他们在自己擅长的技术领域内相对稳定的长期工作，这样才能使服务业务稳定发展。

　　其实，萨蒂扬在全球各地的外包基地，设施都是一流的，环境并不亚于那些硅谷的公司，为员工提供最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样才能保持从高层到基层员工协调一致地参与到软件外包的生产流程中。

　　我认为中国的技术人员是不缺乏智慧的，他们懂得学习最先进的知识。软件工程师技术水平的提升，开发和服务过程的标准化，以及在与国外技术厂商合作中深入业务层面了解他们的应用方式，才意味着中国软件和服务业的前景。

　　《商务周刊》：但是有数据显示现在印度软件工程师的薪水比亚洲其他地区高30%左右，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本土已经失去了进行软件服务的成本优势？现在跨国公司在选择建立研发中心时经常将中国与印度进行对比，您如何看待这种比较？

　　米诺利：没有跨国性技术公司会忽视印度软件与服务业的存在和发展，他们的决策层也看好印度成熟的服务发展水平。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在深入行业性流程研发，或者加速专业性项目的商业化进程研究时，更愿意选择印度。从甲骨文与买入印度最大的应用软件公司i-flex solutions，SAP在班加罗尔建立软件开发中心着力于法律、税务和会计业务等行业性业务模式研发等案例不难看出，他们希望借助于印度软件公司的服务能力，在专业化细分市场获得领先。

　　印度并不缺乏高级的软件技术人才，这也使我们国内的工程师身份水涨船高。但是不管怎样，这也说明了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得到普遍的认可。所以，印度软件公司正借助成熟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流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借助于当地资源，以更低成本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并在稳定发展中寻求新的用户群。而那些价值越来越高的服务外包，例如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的业务有可能还在印度本土完成，而技术外包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则更多在印度之外的不同分支机构同步进行。

　　当然，没有跨国公司可以忽视中国的存在。我们也注意到，那些前瞻性的技术中心和基础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发散式的思维方式，在某个角度，更容易使得这些巨头获取创新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