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万外来农民耕种崇明岛

　　田享华

　　规模化种植后，每100亩土地每年平均约可获得10万元收入，这也是大量外来农民愿意到崇明大规模租种土地的原因。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06年崇明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6786元

　　骆老汉的“亏损年”

　　曾经当过8年兵的骆老汉，来自安徽，只会写自己姓名那三个字。他在上海崇明岛租种土地已经7个年头了。到了去年，他租了1300多亩土地，种植西瓜、花菜等作物。

　　结果，去年西瓜成熟时，遇到大雾封航。崇明岛与上海城区之间的唯一交通方式是航运，投资上百亿元的隧桥工程要2009年才能竣工。所以一旦运输中断，熟透了的西瓜便只能烂在地里。骆老汉种一亩西瓜，租地、雇小工、种子、化肥等成本约需五六百元。因此去年， 100多亩西瓜地让他亏了四五万元。

　　本以为靠另外一百多亩花菜能把损失挽回来，不料祸不单行，又遇暖冬天气，花菜开花。骆老汉一下子又亏了7万多元。加上其他亏损，这一年他竟然亏了14万元，几乎把此前挣下的所有积蓄都亏完了。而且，他还在银行贷了五六万元，出租土地的公司还将每亩的地租从前年的100多元提到了200多元。

　　“即便花菜不碰上暖冬，赚的钱也不是太多。”骆老汉算了笔账：市场零售价1元/500克左右的花菜，他卖出不过0.3元/500克。利润大部分被批发商拿走了。

　　骆老汉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其他来崇明租地种的人，情况和他差不多，大家种植的蔬菜品种也差不多，“种少了，商贩未必愿意过来收。种多了，市场又消化不了。”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他们。 “自己流汗、靠天吃饭、有赔有赚”这就是骆老汉们这群外来租地农民的写照。

　　和骆老汉及其老伴一起经营这片土地的，还有他们的小儿子和儿媳。一家人长年累月生活在这片租来的土地上。但骆老汉坦言，他在崇明没有根的感觉，因为土地租用协议都是每年一签，他们的流动性太大，没有安稳的家。

　　崇明已有6万外来农民

　　骆老汉的土地属于长江农场，但并不是长江农场直接租赁给他们的。

　　崇明岛原先有8个农场。经过2003年、2004年的两次合并后，崇明东部的四个农场(长江、前进、前哨、东风)划归长江农场管理，西边的划归跃进农场管理。长江农场现在面积约有120平方公里，占整个崇明岛的1/10。

　　长江农场由光明食品集团下辖的农工商集团长江总公司掌管，总公司办公室主任顾士连告诉记者，在他们与租地农民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商。中间商以每亩两三百元的价格租了农场1/5的土地(约1.5万亩)用来种树，结果效益很不好。于是，中间商又将一部分土地转租了出去(树苗之间有空地，可种蔬菜)。

　　记者在原东风农场场部看到，原来的厂房已经铁门紧闭，水泥路面上积满落叶，大门外稠密的水沟里疯长着水葫芦。远处的大棚里，多是一些外来农民在劳作。

　　顾士连认为，农民租地种还是有钱可赚的，“如果没得赚，早就不租了。大约是‘两年赚，一年赔’吧。”

　　长江农场自己经营的土地有6万多亩，主要种植粮食。农场自己雇了约1200名外来农民，占职工总数的一半左右，农忙时则会增加到两三千人。不过，这些雇农多属“3860部队”(指妇女和老人)，因为青壮年男子大多都不愿从事农业劳动。

　　据崇明县政府统计，2006年崇明户籍人口近70万人。而外来流动人口有11.1万人，其中登记在册享受社会保障的约有3.6万人。这3.6万人占在企业工作的外来人口的约70%，也就是说，在企业工作的外来人口约为5万人。除去这5万人，其余6万多人就是来崇明务农的外来农民。这一数据几乎是崇明城镇职工人数3.1万人的2倍。来崇明务农的农民主要来自安徽、江苏、湖南、四川等地。

　　两种“异地农业”之高下

　　原籍江苏新沂的一个青年农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收购一卡车莴苣苗，运到上海郊区自己承包的13亩冬暖式大棚种植。莴苣长成后在上海出售，亩均获利6000多元，是在家乡种蔬菜的两倍。

　　以往，新沂农民都是从当地运菜到上海，路途远、费用高，利润不大。经过成本核算，他们发现在上海租地种菜利润更高，于是纷纷在上海觅地种菜。有些人还与上海的农产品经纪人签订了供销合同，专门供应芹菜、莴苣等。

　　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规模化种植后，每100亩土地每年平均约可获得10万元收入，这也是大量外来农民愿意到崇明大规模租种土地的原因。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06年崇明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6786元。

　　不过，很少有崇明本地人向农场租种土地。记者随机采访发现，多数本地人不知道怎么去租种，也没想过去租种。目前，崇明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选择了远离农业，他们当中很多人到上海城区开出租车，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据了解，上海10万多名出租车司机里，有两三万人来自崇明。

　　与外来农民在崇明租种土地形成对照的是，上海人喜欢到外地发展“异地农业”。一项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的“异地农业”已遍布全国30个省区市，经营者达1000多家，种养面积达230万亩，相当于沪郊农田面积的40%。上海还将通过专项补贴等手段，引导“异地农业”升级、发展，乃至服务全国。

　　上海市农委高级经济师、上海市农村经营管理站顾问顾吾浩告诉记者：“这两种‘异地农业’其实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上海在外地搞农业主要是输送技术和经验，这也是上海市政府为了服务全国而推广的一类项目，是农业梯度转移的一种方式；而外来农民在上海种地，还是属于传统意义上低层次的种植业。”

　　就外来租地农民如何化解市场风险、实现产业升级的问题，顾吾浩认为，应该依靠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今年上海要建立40个为农综合服务站，一般以农业镇为单位，向农户提供生产技术、信息。只要外来农民是合法经营土地，都可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当然，不同区县政府的观念不一样，可能在执行时还有些差别。” 顾吾浩说。(本报记者任绍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