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产业工人登场

　　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宝钢炼铁厂工人韩明明相信，未来工人将分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型工人和知识型技术型工人，“前者只是机器的延伸，后者才是机器的真正操纵者”

　　李秀中

　　从北京回来之后，上海宝钢股份宝钢分公司炼铁厂工人韩明明的手变得“金贵”起来，厂里的男女同事都争相和他握手。之前在北京举行的国家科技奖颁奖仪式上，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分别与他握过手。

　　2月27日，韩明明凭借“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实施以来，第一次出现技术工人获奖。同时获奖的另一名工人，是吉林一汽大众有限公司轿车厂修模班班长王洪军。

　　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既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专家，也需要大量熟练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劳动者。在此背景下，一个新型产业工人阶层正在壮大，韩明明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技能专家”

　　在韩明明的名片上并没有什么职务，只印着“宝钢技能专家”的头衔。这是宝钢工人所能获得的最高技术称号，在总数超过5万名的宝钢技术工人队伍中，也就15个人。

　　1974年，韩明明插队结束后开始在

　　“原来宝钢都依赖进口设备，备件很贵。作为设备维护人员，为了降低成本，就希望能将备件国产化，然后再逐步实现整体设备国产化。”韩明明解释一步一步走向“宝钢技能专家”的历程。

　　从1989年开始申报第一个专利以来，韩明明已经创造了28个专利。而“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历经了16年，拿到了7个专利。

　　“在炼铁原料处理过程中，煤、矿石等原料中夹杂的杂铁件可能引起停产事故。而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技术设备都是来自日本，并存在缺陷。”正是这一技术瓶颈促使韩明明发明了“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

　　截至2005年年底，这项技术已经包含有4项发明专利和3项实用新型专利，对国外的除铁技术有颠覆性意义，使得我国在该方面技术领先于国际。

　　在宝钢的数年中，韩明明对原料场的设备缺陷就进行了大小数十项的改造，完成了大量的备件国产化试制工作，主持完成了多项科研项目，累计产生了数千万元的经济效益。单单此次获奖的除铁技术项目，从2003年到2005年在宝钢产生了直接经济效益6000多万元。

　　“我的专利90%都已经产业化了。”韩明明说，“我们技术创新的题目都是来自现场，都是生产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在宝钢，可以分成三支队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维护人员。而韩明明则是工人队伍“宝塔尖上的人物”。

　　“未来工人可能分成两种：简单的体力劳动型工人、知识型技术型工人也即新型产业工人。”韩明明认为，前者只是机器的延伸，是机器的组成部分，后者才是机器的真正操纵者。

　　新型工业化召唤新型产业工人

　　2006年“五一”前夕，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工人陈肖平给工会主席刘伏生写了一封信：《机器会抢走我的饭碗吗？——一位老技术标兵的困惑》。

　　信中提到，机器与人抢饭吃的矛盾很大。“举一个不起眼的例子，我们公司有一台锅炉，原来烧煤，要4个人操作，改烧

　　更严重的是，大量新机器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陈肖平说：“最直接的感受是力不从心。虽然我是一个技术标兵，同志们都叫我‘老标杆’，但惭愧得很，在这些进口机器面前，我真有些‘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

　　在与先进机器面对面的时候，陈肖平发现自己以前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太不够用了。“机器越先进，技术越进步，对饭碗的冲击也就越大。”

　　事实上，陈肖平所反映的问题正是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传统产业工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刘伏生在回信中则直接面对问题，提出：“传统产业工人要跟上新型工业化的步伐，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为技能型人才。”

　　他认为，新型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工人与传统产业工人最大区别在于：传统工业企业大量需要的是附属于机械设备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是配合机器完成复杂动作的“智能配件”，是生产线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新型工业化大量需要的是新型工人，是既能与别人协作、又可独当一面的专家，这些专家不是机器的奴隶，而是机器的主人，是整个系统的“集成电路”。

　　刘伏生在信中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肯定会有一些传统产业工人跟不上趟，但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够适应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技能型工人太少。”

　　中国社科院曾经对中国的社会阶层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其中指出，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已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而离开了工人队伍，进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

　　职业教育的使命

　　刘伏生认为，新型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从哪里来？引进人才是一种途径，但更重要的是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的头脑也像电脑一样不断升级，这是最现实的途径。

　　为此，刘伏生还举了一个例子：“武钢焦化公司的刘幼生只读过初一，进入公司成为一名电工后，通过多年的自学与实践，却完成了32项被权威部门认可的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等称号。你看，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普通工人，照样取得了多么不平凡的成绩。”

　　刚参加工作时的韩明明其实只拥有初中文凭。后来，他利用业余时间修完高中课程，并通过自学考试取得高中文凭。到现在，韩明明简历上的最高学历依然是高中。

　　但凭着长期刻苦自学，他的知识已经不能用文凭来测量。“成才一定要读书，搞创新也一定要多学习。”这是韩明明的切身体会。

　　韩明明每年要订1000多元跟专业有关的杂志，没事就翻翻，“现在的知识更新实在太快，得不断跟踪最近的科技进展。有时候碰到什么问题，一些知识一下子就能从脑子里冒出来。”

　　“在宝钢，淡化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从事科研的界线。很多课题不仅技术人员能做，工人也可以从事。”韩明明说。

　　事实上，国家已经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今年初谈到职业教育的意义时说：“其中最直接的一点，就在于能够培养大量的、我国目前急需的、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

　　徐匡迪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制造业梯度转移的情况下，抓住了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这个制造大国绝不应该是简单的、低水平的劳动加工中心，而应该成为一个高水平的制造中心，并且要逐步发展成为研发中心。那么，谁来为制造中心、研发中心培养高技能的技术工人和工艺型、应用型的工程师呢？当然是职业教育。插图/苏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