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博士大夫的苦恼 每个小时劳动还不到10元钱

　　本报记者 勾新雨 北京报道

　　李石良读了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和三年博士，现在每个小时的劳动有时还挣不到10元钱。在北京正规的劳务市场上，这个价格只能雇佣一个不带清洁工具、不清洁厨房和厕所的小时工。

　　坐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明亮的办公室里，胸前插着各色自来水笔，日程上排满了会议、讲座和出国访问计划，用最轻薄时尚的笔记本电脑并保持随时在线，文质彬彬的李博士更像一个跨国公司实验室的中高级科研人员。

　　而李石良掌握的却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医术——针灸。针灸大夫做针刺治疗一个病人的诊费是人民币4元钱。

　　“诊费太低，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就连病人都过意不去了”，中日友好医院针灸科的主任李石良说。这个收费标准是1999年北京市物价局确定的，虽然针灸协会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多年，但这个收费标准还是雷打不动。

　　李石良曾经在瑞士工作过两年，针刺的收费是120瑞士法郎，是国内诊费的175倍；在美国，针灸的首诊费用是90美元，复诊60美元；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针灸收费也是30美元一次。

　　现在，李石良治疗一个病人一般需要20到30根针，而一根针的成本就是1到2角，一次4元钱的诊费还不够针的成本。2003年刚当上针灸科主任时，李石良的科室有11个全科大夫，全科每月诊费收入2-3万元，而每个大夫的平均工资在三四千元，这样算下来，医院每个月还要给针灸科补贴2万元左右。 “这是极端的价格倒挂”，李石良说。

　　目前中国的医疗机构分为公立的非营利性医院和私立的营利性医院两种。私立医院的诊费自主定价，只接受政府监督。公立医院的诊费由政府主管部门确定，诊费的增长采取累进制，上涨幅度被严格控制。目前，在中国国内医院，正教授级别的医生挂号费最贵，每次14元，主治医师5元，最便宜的是实习的住院医生，只有1元。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说，挂号费只包括开单和处方的费用，真正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门诊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他说，应该提高医生劳动和技术收入、住院费和护理费，以及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价格。

　　但是，他的提议眼下可能得不到患者的赞同。姚树坤说：“国外的检查费很高，药费很低，有些医师只做解释与指导工作，根本不开药，而国内患者觉得药开少了就不高兴。”

　　位于北京港澳中心的香港诊所，门诊的一次诊费是400元，同样是外资背景的北京和睦家医院的诊费也是这个水平，但仍然有很多患者慕名前往，因为一个感冒大夫也可以仔仔细细看一个上午，不像国内医院的流水线，“觉得心里很不踏实”。

　　李石良现在的工资3000元，加上奖金每月五六千元，而在瑞士，他的税前收入是人民币4万元。

　　苦恼的不仅仅是针灸科大夫，在中国医务界，人的劳动价值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高承志同样有国外工作的经历。他在日本工作时每月收入60万日元，现在的工资还不到2000元，而且，这还是刚刚涨过了的工资。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华伟说：“我们的工作水平不低于国外，但是收入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甚至低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

　　李石良听说过的最贵的外科手术中的铜钉要8000元，这相当于他为2000个病人做针刺治疗的诊费，而在他的隔壁，按摩科一个专业医生给病人按摩30到45分钟只有25元，还不如大街上的洗脚屋收费高。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华伟说，有一种手术，手术费8万多元，其中手术耗材就超过了7万元，但是，“手术费、护理费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在扭曲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下，医生的收入变成标准的“堤内损失堤外补”，拿红包、吃药厂的回扣与提成蔚然成风，由此造成了检查费用激增、大处方横行乃至医患关系紧张、民众看病难与看病贵。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院也走上了以药养医的不归路。

　　政府主管部门一直希望通过强硬的价格管制解决问题，减少患者的医疗成本，但是过去两年的降价行动效果并不明显，很多药厂选择停止生产降价药品。

　　今年2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出第22次药品降价令后，国内100多家大型药厂上书国务院。他们认为，单纯的药品降价，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以药养医”这个体制性顽疾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

　　根据这些药厂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国医院每年的药品加价获利收入达500多亿元，医院和医生每年从医药企业获得的“公关费”和“回扣”也有数百亿元。

　　李石良说，1997年，他在日本学习一年，曾经和日本大夫说到红包的问题。原来远在十年前，日本医生拿红包、吃回扣和药品提成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1997年以后就少了，因为日本大幅度提高了医生的待遇，“几乎没有医生愿意拿着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冒险了”。

　　李石良说，医生提高收入涉及太多部门的问题，关键是钱从哪里来。国家又不愿意投入，只能靠医生自己。

　　在针灸界人士多年不断呼吁下，部分省份的诊疗费已经有所松动，湖南和辽宁等省把4元的针刺费用提高到了20元左右。

　　但在目前的定价标准下，李石良所在的针灸科室拼命工作，才能勉强略有盈余，一个大夫一天最多要看五六十个病人，“完全靠劳动强度来挣钱”。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难以忍受。几年间李石良的科室已经有十几个医生流失，分别去了美国、德国等七八个国家。由于这些年针灸在国外广受欢迎，针灸大夫一出国门“收入就不知翻了几番”。

　　这些年来，家人一直劝李石良去瑞士，瑞士也不断地邀请，但他还是坚持留在中日友好医院，因为在这里有做科研的机会，另外就是在国外的文化差异让他难以接受。

　　李石良说：“我爱这块土地，在中国我每天都感受到她的变化”。不过李石良能够为自己的选择坚持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