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福利撕裂社会

　　本刊记者 钟岷源 特约记者 许莹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戴仲川告知记者，很多年前，他的老家就流传说“一人在税务，全家都致富”、“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也拿不少。”戴说，这种说法虽不尽准确，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偏高的事实。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均也说：“现在到一个地方去，哪些房子盖得最好啊？看得很清楚嘛，他们除了工资高之外，更主要的是其他各项分配，各项隐性收入高。”

　　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高到什么程度？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的描述，其工资是其它行业平均水平的2至3倍，加上工资外奖金、

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收入则更多，例如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员工的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即使是门口的值班员，楼里的电梯工，或者是高速公路的收费员，其月收入都可能高达数千元。

　　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过快，快到什么程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高、最低行业间的差距，2000年是4.71倍，2004年扩大至7.52倍。

　　面对悬殊的收入差距，社会成员产生了“不公平感”。“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势必扭曲社会的资源配置，造成规模的不经济，这种高收入和现今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又形成鲜明对照，加大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压力，容易引发社会情绪动荡。”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黄建忠说。

　　垄断：沿袭体制庇护

　　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垄断行业的垄断形成过程有特殊的一面。

　　戴仲川说，这种特殊首先表现在垄断行业人为地“设置高门槛，别人进不来”。

　　福建社科院教授严正就此举例说，“比如电网，必须由我配送，唯我独尊。”

　　保育钧告知记者，垄断行业为了挡住民间资本跨进门槛，他们就打出“影响国家安全”的旗号，好像在他们手里最安全，在老百姓手里就不安全了。“这就很奇怪了，粮食是不是战略资源？农民千辛万苦种的嘛，过去统一在国家手里，粮食储备很少，很危险，吃不饱饭，饿死人，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粮食承包，藏粮于民，现在粮食吃不完了，卖粮都难了。”

　　保育钧说：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共产党不能怕群众，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呢？所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什么就垄断什么，垄断什么最后就缺什么，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以后就是缺什么就放开，东西就多了，竞争了，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群众的力量。

　　垄断的门槛不仅挡着资本，也在阻挡人员，因为公众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并不平等。既然是垄断行业，当然具有相对稳定的收益，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正因如此，在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上就具有了某种暧昧的色彩。

公务员的招考被有关部门较为严密地监控起来了，而垄断行业的职员招聘，基本“下放”到行业内部。正是垄断行业在职员聘任上具有一定的“垄断色彩”，使其只保证了一部分人来分配行业利益。

　　一名在国内一家知名发电企业担任高管的人士说，现在的垄断企业是占有行政资源，利用政府的、社会的成本来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

　　保育均也认为，“比如我们的电信、电力等，这些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而且还有一些带有行政职能，是政企不分。”

　　他们的说法，与中国社科院博士时卫干的观点不谋而合。时说：“资源垄断性企业对资源收益无偿占取。以石油为例，我国的国有垄断性石油公司是无偿获得石油开采权，本来应当属于全民的资源收益，实际变成了企业的收入。”

　　与此同时，垄断企业借口与国际市场接轨来抬高价格，不仅成了某些垄断性企业转移成本上涨压力的泄洪口，而且还成了他们获取暴利的重要源头。

　　这样的作派正是垄断企业与竞争企业的本质区别。经济学家王则柯说，竞争企业的经济学特征，是他们的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给他们的价格，而垄断企业的特征，是他们为自己的产品制定价格，让市场接受。所以，竞争企业如果生意难做，只好“打碎牙齿和血吞”，而垄断企业嫌赚头小了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提价，哪怕社会效益因此遭受很大牺牲。

　　显然，垄断行业更多的是注重自身的企业效益。他们的高薪现状，是计划经济沿袭至今的体制庇护所致，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

　　反吃和搭车牟利

　　有谋职于政界，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告知本刊记者，一些垄断行业具体如何牟取暴利？他们是靠辅业和多种经营变相转移利润。表面上看，企业是国家所有，但其辅业和多种经营的利润却没有被纳入政府监控。企业利用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条件所经营的辅业，实际成为企业丰盈的福利“小金库”。

　　这位人士所指的，是电力行业的牟利手法。

　　对于业内而言，这种手法大家早已“心知肚明”：一是将优质的资产剥离给下属公司，之后利用国家要求主辅企业分离的时机，将这些优质资产顺理成章地变为私有资产。二是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将国营资产转移到下属公司，通过改制将其据为私有。

　　对此问题，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在曾对江苏省电力公司的审计时就发现，该省电力辅业在成立时的注册资金，存在着从电力主业资金中转移的现象，其本质是将国有资产转化为集体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另外“关联交易”的问题在省级电网企业表现得尤为严重。由于电力辅业大多从事和电力主业有关的下游产业，如电表、电建、电力设备，而多个省的电力公司在辅业参与电力招投标中，执行“同等优先考虑”的政策，产生“关联交易”，抬高了主业的成本，导致大部分的省级电网公司，主业普遍只是微利甚至亏损，而辅业却大幅盈利的现象。很多省份的辅业集团已经拥有上百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如山东鲁能、贵州金元、四川启明星等。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保守估计，目前全国电力辅业企业法人超过9600个，电力辅业企业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从业人数超过90万人。

　　“而电力辅业反吃主业的‘经典版’，是赫赫有名的山东鲁能。”那个在电厂的人士强调了这个“活生生的”案例。

　　电力行业以辅业的“大手笔”获取暴利，而其他垄断行业的乱收费同样财源滚滚。

　　发生在广东的自来水公司调快用户水表以敛财的事件，令人对垄断行业利用各种手段牟利，亦有直观认识。

　　而上海市场流通的1500万张“一卡通”，每张卡押金30元，而“一卡通”的每张成本价为7元，仅沉淀押金的年利息就高达1100多万元，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面对社会的质疑和不满，一些垄断行业矢口不提自己如何赚得盆满钵溢，却仍在高声“喊冤”。而同时，由于获得了高额利润，他们也享受着高薪的回报。

　　内外有别

　　针对垄断暴利并由此相伴而生的高收入和“垄断福利”，戴仲川认为此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双重的负面影响：既在挑战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正在扼杀和妨碍市场的正当竞争。

　　与他的想法相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提醒说，垄断企业高收入问题，影响了社会分配秩序、分配关系乃至社会稳定。

　　事实上，即使是从竞争中胜出的经济性垄断组织，高工资也只在适度范围才合理，即高工资应该反映其市场拼搏成效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我国的垄断行业均属行政性的垄断，工资与贡献并无直接关系，倒是与行政力量密切相连。行政力量生于公共权力，如此用公权损伤利益分配公平，是最为恶劣的生产关系。

　　对于薪酬的收入，很多时候相对公平重于绝对水平。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曾提出一个公平关系方程式：职工的行为与绝对报酬有关，但更取决于相对报酬，人人都会将自己的劳动和报酬与他人的劳动和报酬作对照，劳动报酬率相等则公平，反之则不公平。

　　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在大多时候并没有特殊要求，仅仅是希冀其与存在竞争的其他行业一样，能够提供低价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但事与愿违，公众在垄断行业中看到最多的是不得不选择的高价产品和不得不接受的“服务”。近年来，水、电、成品油等等公共产品在叫喊着亏损的同时涨声此起彼伏，可服务质量依然原地踏步，这种涨势与垄断行业员工工资福利过高相联系，公众的评价可想而知。

　　尽管舆论对“垄断福利”导致“社会埋单，员工享福”的不公平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有学者指出，“垄断福利”最重要的危害是将垄断企业与社会大众割裂开来，使垄断企业不能切身体会普通大众对垄断产品价格的感受，最终出现我们一贯反对的“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现象。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告知记者：“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和谐社会”，而构成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些核心价值观都是分裂的，都是对立的，这个社会是不会和谐的。”

　　试想，如果学校校长、老师的孩子上自己的学校也要缴纳昂贵的“赞助费”，那么学校还会规定“赞助费”么？如果医务人员不能在自己的医院享受公费医疗，而是和民工一样自己掏钱看病，现在的医疗费还会那么高么？电力企业员工同样要在工资收入中支付电费，在确定电力价格时，就一定会考虑普通大众的感受了。

　　所以说，正视“垄断福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更是一个垄断企业如何确定自己与普通群众关系的政治问题。

　　“玻璃门”

　　“形成垄断企业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企业没有受到严格的规制。”

　　王则柯就此解释说：因为没有规制，垄断企业继续享受着超额利润，无论它怎么改革薪酬制度，还是会保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很多的平均收入。所以，重点不在于薪酬改革或分配改革，而在于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比如有些行业要加快打破垄断的步伐；有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要加强调控，避免其损害社会效益而增加自己的收益。

　　垄断行业“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现象被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严正告诉记者，在福建，注册1亿元可办私人银行，注册10万可办农村信用社，尽管有此政策，富豪也大有人在，但至今也无人问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想从垄断企业分得一杯羹，那是千辛万苦的事。因为游戏规则握在垄断企业和政府的手中。

　　对此，王则柯认为：对于短期内无法打破垄断的行业或者企业，可以在经营管理者的选拔过程中引入竞争，将不能有效降低成本的管理者及时淘汰出局。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被动接受企业全部成本的局面，促使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郭荣昌也提议：“应当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垄断行业的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正在加大力度，已经把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纳入整个理顺分配关系的大盘子中,按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低、扩中、调高”的基本思路,“调高”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根据对“两会”的观察， 2007年，政府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的得力措施将更多地集中在对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兼并重组方面，目的在于增强其竞争力，促进其良性发展，因为我国的许多垄断企业规模较大，但在竞争力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在外资进入国内垄断行业后，势必与国有垄断企业一起争夺国内消费者。而治理利润分配、收入调节等措施能否见效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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