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前尘往事

　　在火车卷起的滚滚浓烟中，大运河逐渐成为一道远去的风景

　　-本刊记者/刘军

　　大多数人对大运河的认识仅限于中学历史课本上那惜墨如金的寥寥数语：由隋炀帝开凿，北到北京，南到杭州，长达两千多公里，暴虐的隋炀帝为此累死百姓无数，最终导致隋朝灭亡。

　　对于历经2500年、饱经风霜的大运河来说，这样的认识显然太过粗浅。事实上，大运河的历史就像一部跌宕起伏、典故繁多的故事片，值得每个中国人去听一听、看一看。

　　第一筐土

　　是谁挖出大运河第一筐土？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吴王夫差。地点是在邗城(今

扬州市)。其目的是打通向北的水路，进攻齐国，实现吴王称霸的梦想。开挖邗沟的任务落在了伍子胥——就是那个为过昭关一夜白头的伍子胥身上。伍子胥用一年的时间挖好了邗沟，夫差如愿击败齐国。

　　从第一筐土开始，大运河的开凿就注定了要付出昂贵的代价。180多公里长的邗沟累死了多少人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当时的惨烈从1950年发现的汉碑中可见一斑。汉碑上写到，在挖博芝湖一段时，堤坝垮决，2500多名民工和士兵被湖水卷走，两千多具尸体充塞河道，相接十里。

　　之后，秦朝修灵渠，连接湘江、漓江，目的还是为了打仗，直到汉武帝，运河的主要作用才改为了运粮，而在这之后的一千多年中，运河的主要作用就是运送粮食，保证首都的粮食供给，史称“漕运”。

　　大河五千里

　　汉武帝修筑的漕渠早已成为旱地，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京杭大运河，有一半要归功于隋炀帝。这位以骄奢淫逸、残暴异常著称的皇帝把隋朝的都城由长安迁到洛阳，同时也下定决心要通过运河把富庶的江南运到洛阳城墙下。由于魏晋南北朝时，又开凿了白沟等运河，早期联系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珠江的南北通道已经形成，隋炀帝要做的是把它们进一步连接起来。

　　“隋炀帝在位时间很短，在这几年里，他就像蚯蚓一样不停地拱土，一直拱了五千里。”曾先后四次走完大运河全程、历时八年搜集整理大运河史料的作家蔡桂林说。隋炀帝先是开凿了通济渠和永济渠—南北大运河中最长、最重要的两段，它们以洛阳为起点，呈扇形向东南和东北张开，一个向南进入江苏淮阴，一个北通涿郡(今北京)。之后，隋炀帝开凿了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的“江南运河”，同时对邗沟进行了改造，洛阳与杭州之间全长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

　　全长27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历时六年终于完工。虽然有之前历朝打下的基础，但因为隋炀帝对大运河全程有统一的“高标准、严要求”，要求渠宽不小于四十步，可以通龙船，整个工程量巨大。隋炀帝“发天下男丁，年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去筑河，后来又强征老弱、妇女给筑河者做饭，真正做到了“全民总动员”。全民总动员的结果是惨绝人寰。据史料记载，不到一年，3

　　60万民工死者达到250万人。

　　这并不能影响隋炀帝的好心情。他乘龙舟三下江都，中间还曾沿永济渠直达涿郡，4000多里路只用了不到50天，大运河的通航能力经检验完全过关。隋炀帝还下令在运河沿岸都种上柳树，同时在沿岸建粮仓无数。

　　中国首都第一次离开黄河流域

　　“唐、宋两朝对大运河的贡献很小，他们基本上没动土，享受着已灭亡的隋炀帝的功劳。”蔡桂林总结道。直到元朝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之后，大运河才再次迎来转机。

　　蔡桂林告诉《新世纪》周刊：“忽必烈定都大都，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因为在那之前，几乎所有的朝代定都没有离开过黄河流域，除了被打跑的南宋。长安、洛阳、开封，都是在黄河岸边。”有大运河，就能把南方的物产运到北京，北京具备成为首都的条件。但是隋朝的大运河长达5000里，从杭州运一趟粮食到北京，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时间太长。忽必烈的想法是继续利用运河，但是要把运河绕到洛阳的那一大段“弯路”去掉，弃弓取弦，走直线。

　　这次肩挑重任的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水利学家郭守敬。他设计的方案是由北京通州往南经天津、沧州进入山东，然后由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进入徐州，经过江苏省最终达到杭州。这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京杭大运河。和隋朝大运河比起来，新运河缩短了近2

　　000里。

　　按照这条设计方案，新运河的大部分都可以借用隋朝大运河，只是大都和通州之间、临清和济州之间没有便捷的水道相通。因此，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成为郭守敬面临的主要难题。尤其是会通河，完全属于平地开河，沿途多丘陵，地势高低起伏，必须建船闸加以控制。这段250余里的河道历时36年才完工。首席功臣郭守敬尽管活到了87岁高龄，却仍然无缘得见会通河的开通。

　　元政府打造了8000多艘运河槽船，每天川流不息地把来自鱼米之乡的漕粮运到大都积水潭码头。积水潭成了热闹的集市，茶馆、酒楼，无数文人(诸如关汉卿)成了积水潭边的常客。盛况空前的积水潭充分显示了京杭大运河的活力和影响力。

　　麻烦不断的大运河

　　虽然京杭大运河开通，但是元朝之后的明清两朝却没能顺顺当当地坐享其成。元朝开凿的会通河给明朝留下了隐患。自开通之后，会通河的通航情况一直不理想。岸狭水浅，漕船经常搁浅。后来，明朝永乐年间出现了另一个水利奇才——白英，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运河的漕运能力10倍于元朝，京杭大运河迎来了鼎盛时期。

　　但之后，黄河开始频频给明朝出难题。黄河泛滥造成河道淤塞、漕运中断的事情时有发生。从明朝到清朝，黄河连连决口。明朝、清朝也因此涌现出一批“战黄河”的英雄水利官员。黄河的泛滥有一部分原因要归于当时的政府，正是他们的暧昧态度导致了黄河一次又一次肆虐。因为很多时候“治黄”与“保运”之间本来就是矛盾的。在苏北运段，遇到黄河暴涨，为了保全运道，官员往往开闸泄洪，导致下游大片田地被淹。饱经沧桑的大运河日渐显露出疲态，其高昂的运输成本让人们越来越难以承受。

　　从清朝开始，政府不再向南方征漕粮，而改为收钱，由政府采购粮食。大运河运粮的历史使命接近完结。1855年，黄河再次发难，在山东省夺大清河入海。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运河从此全线南北断航。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曾几度倡议治理运河，但均未付诸实施。尤其是自从1877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恢复运河的提议日益减少。在火车卷起的滚滚浓烟中，大运河逐渐成为一道远去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