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这个人

　　本报记者 马国川 北京报道

　　巩献田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晚年暴得大名。

　　63岁的巩献田是一个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18岁那年，巩献田从山东农村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学习法律。当时的学制也是四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本应在1967年毕业的巩献田和他的同学们，毕业时间整整推迟了一年。直到1968年，他才离开大学校园。

　　巩献田清楚地记得，在 “如火如荼”的1966年10月，他和同学们一起从北京出发，步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中途去了大寨，还去了刘胡兰的家乡。1967年的元旦，他们就是在延安度过的。

　　毕业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巩献田响应号召，主动提出要到边疆地区锻炼。他选择了三个地方：内蒙古、黑龙江、广西。最后，他被分配到吉林工作。此后，他在许多地方工作过——— 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北大荒抬过石头，也在山东的人民公社做过秘书。十年之后的1978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巩献田回忆说，“我学习成绩不错，大学一直是学习委员。”

　　法学研究生毕业后，巩献田在北京大学执教一年，旋即被国家选派到南斯拉夫学习。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习外国经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是学习南斯拉夫。”巩献田说。与他同去的人，两年后就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了，巩献田却在南斯拉夫整整学了五年。他感慨地说：“人的一生很复杂，会遇到各种人。我在南斯拉夫就遇到了一位‘财迷’的导师。在南斯拉夫，导师带学生，国家会给许多补贴，这位导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让我毕业。”

　　后来，巩献田改投一位女导师，学习一年多后，才最终毕业。

　　1987年，获得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巩献田回到祖国。在巩献田看来，中国与南斯拉夫虽然相距万里，但同处于改革时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西方国家在加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人们的思想混乱。他在思考：长此下去，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哪里？自己能够为纯洁社会思想、维护共产主义的理想做些什么呢？

　　自此巩献田开始了在北京大学的执教生涯，一直到今天。他在20年之前思考的那些问题，如今仍然伴随着他。

　　二

　　1990年，巩献田晋升为副教授。次年，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的副部长，在教书之余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1992年初，正在山东农村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调查研究的巩献田，听说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但是邓小平讲了什么内容，他并不清楚，直到回到学校才听到传达。

　　不久，巩献田辞去了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的职务，“因为学生思想混乱，更不好做了，所以我就辞职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

　　巩献田的专业是法理学，他讲授的课程有《法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研究》、《法学概论》等课程。他自嘲地说，有人说他僵化、保守、古板，教的那套东西过时了。他当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我上世纪60年代以前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共党史，六七十年代对马克思革命理论有了较系统的研究”。据称，自1992年以来，他发表的论著大多横跨政治、法律两个领域，比如专著《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比如论文《德法并举，长治久安》等等。

　　1997年，巩献田晋升教授。次年，他开始招收博士生。他曾让他的博士生做一项研究，统计分析自改革开放开始到2005年某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马克思主义 (包括马、恩、列、斯、毛、邓)著作的情况。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他自己和巩献田 “是很独特的搭配”，“学生答辩的时候，我们俩的座位是他永远在最左边，我在右边。…… 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往往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再考虑怎么回答问题。巩献田会提到尖锐的涉及到毛主席评价的问题”。

　　巩献田承认贺卫方的说法部分属实，“那是因为教室是坐东朝西的，每次答辩我总是先到，就坐在靠门较近的南边，贺卫方总是迟到，就近没有位子，就坐在离门较远的北边。两人的座位确实是一左一右”。

　　但是他否认学生左看右看，“学生答辩怎会那样呢？”至于观点，巩献田说两人确实不同，“而且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

　　晚年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在回忆中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一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是永垂不朽的，那就是我的法典。”

　　这部法典是由拿破仑下令起草的。后人把这部沉淀了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民法典称为《拿破仑法典》。在围绕法典草案召开的102次讨论会中，正在领导战争的拿破仑亲自参加了97次。《拿破仑法典》确认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都有同等继承权等原则，对欧美等国家的立法影响甚大。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对《拿破仑法典》也是津津乐道。但是中国社会没有良好的民法传统，存在着民法、刑法不分的现象，虽然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进行了两次民法法典运动，但是无论是大清民律草案还是民国时期的民法，最终不过是摆设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于1954年、1962年、1979年进行了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都无果而终。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定民法起草工作“三步走”的规划，首先制定物权法。物权法是民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按照有关部门的设想，民法典共有九编，物权法是其中重要的一编。对物权法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作过这样的阐述：一是定纷止争，一是物尽其用。他说，如果没有这部法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关财产的许多行为就无所适从，审判实践中有关财产的许多纠纷就无法可依。

　　2004年8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起草的两份物权法草案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稿。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三次审议了物权法草案。2005年7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样一则新闻———

　　“物权法草案全文将向全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10月、12月召开的人大常委会将继续审议物权法草案；并视情况决定提请明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表决。”

　　这是继1954年宪法、合同法、婚姻法等之后，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这是调整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对如何保护私有财产进行详细规定的法律，因此，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后，公众反应积极。仅仅一个月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意见1万多条。

　　当时，巩献田并没有关注物权法草案。他事后解释说：“我不是学民商法的，(物权法草案)照理说和我无关。”

　　不过，2004年8月，也就是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形成物权法草案修改稿的同时，一位来自香港的教授——— 郎咸平——— 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他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炮制“民企神话”。随后，他的演讲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在网上发表、传播，掀起了“郎旋风”。

　　巩献田的注意力被 “郎旋风”所吸引。他一直坚持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郎咸平“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的看法也引起他的极大共鸣。因此，他与持有相同观点的人频繁接触，思考以什么方式保护国有资产。

　　四

　　在“郎旋风”所引起的改革反思潮中，为了“保卫国有资产”，巩献田组织了有185名学者参加的“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保卫国有资产，维护公民劳动权”的活动，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收效不大。不久，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石击起千层浪，被一些人称为“刘旋风”。这让巩献田感到振奋。因为刘国光所批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正是巩献田一直以来所忧虑的。他由衷钦佩刘国光，尊敬地称他为“刘国老”。

　　此时，关于物权法草案的讨论正在社会上热烈展开。“一个老朋友建议我应该看看。”巩献田透露，这个“老朋友”就是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 “马老给我打电话说，‘小巩，物权法草案你应该好好地研究研究’。”

　　马宾，建国后曾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他执笔写的鞍钢经验报告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称赞，被称为“鞍钢宪法”，后担任冶金部常务副部长，退居二线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如今，马宾已年登九秩，但依然非常活跃，坊间不时有他署名的 《论形势与任务》之类的文章流传。

　　巩献田 “好好地研究研究”了物权法草案。“我感觉到问题很严重。这部法的立法技术相当低劣。这是为全中国人民立的法，关系重大。所以我就没有更多地考虑，写了那封公开信，因为他们违背宪法在先。”

　　这封信，就是著名的《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公开信总结《草案》有四个背离：1.背离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概念，迎合资本主义民法原则和概念，有人在“奴隶般地抄袭资产阶级民法”，“照抄陈旧的资产阶级民法概念”；2.背离我国革命根据地和建国后的人民民主法制的优良传统，迎合资产阶级的旧法传统，它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没有什么根本和原则区别；3.背离1986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谬误；4.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法原则和传统，迎合资产阶级立法原则和传统。

　　巩献田非常感谢互联网，他说，“互联网有共产主义因素”。在全民大讨论热烈之际，巩献田在网上发表的公开信 “犹如一声炸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回响。支持物权法草案和反对物权法草案的双方展开了激烈论战。一方称巩献田的公开信是 “最牛的一封信”，另外一方则称其是“世纪最荒谬的质问”。

　　“这实质上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中国民商法权威江平教授说，巩献田等人先将对物权法草案的争议上纲上线，“已经超出了物权法的范畴，他们实际上是觉得改革开放出了问题。”

　　因为这封信，巩献田名声鹊起，一时间成为北京大学风头最健的教授。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教育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把巩献田的意见上报中央。一个月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数位领导邀请巩献田到人大宾馆进行了长达“80分钟的谈话”(巩献田语)。在2006年春天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物权法草案没有被提请审议。媒体开始高调报道此事，有的称“一封公开信叫停了物权法”，有的称“一封信影响立法进程”，还有的称，“巩献田教授单枪匹马狙击物权法草案”。

　　物权法主要起草者之一、全国人大代表王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一封信搁置了物权法立法进程’的说法是夸大其辞了。”巩献田也否认 “搅黄物权法”的说法，“我知道他们都说这部法律是让我给搅黄的，我说原因不在我，而是你们的内容在本质上存在问题，只是现在问题被发现了而已”。

　　但是立法进程并没有停止。在进行了一次次的修改后，物权法草案的第八稿终于被提交到200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

　　五

　　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记者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采访巩献田。这是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始的第六天，代表们正在审议物权法草案的第八稿。

　　在标有“巩献田”字牌的办公室外，记者听到一位带有山东口音的人正在慷慨陈辞，字斟句酌，仿佛是在演讲。原来，巩献田正在接受香港某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送走电视台记者，巩献田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声音平和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观点。

　　有人曾告诉记者，在去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物权法草案前，有关部门曾经派人找到巩献田，只要求他回答一个问题：“你是只反对物权法草案本身，还是也反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巩献田回答，“我都反对”。双方不欢而散。

　　记者问巩献田以上说法是否属实，他断然否认。“自从2005年9月人大法工委邀我谈话后，再没有任何部门——— 包括北京大学党委——— 曾经找我谈话。”他说。

　　不过巩献田也承认这种说法“事出有因”。“可能是和2005年人大法工委领导找我谈话的内容有关，”巩献田回忆说，“当时谈话时间很长，我也坦率地谈了自己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当时的一位人大法工委领导说，‘看来，你不但对物权法草案本身有看法，而且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也有看法。’”

　　他也否认了 “巩献田已经认同了物权法草案”的传闻。他说，物权法草案的第八稿吸收了自己的许多意见，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记者问：“各界都预言，物权法草案将毫无悬念地被此次人大会议通过，你怎么对待即将诞生的物权法？”

　　巩献田说，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面对存在许多问题的物权法，要用宪法去“整合”它，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些违背宪法的条款自然是无效的；同时加快制定国有资产法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布法等法律，不是说要对国有资产和私有财产进行同等保护吗？既然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制定出来了，那么就应该加快制定保护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法。

　　巩献田喜欢书法，担任着北京大学书法爱好者协会的秘书长。他说：“我是想出名的没有出名，不想出名的却出了名。我喜欢书法，但是书法没有出名；不想搞什么争论，却因为物权法出了名。”

　　采访结束，巩献田送给记者一本新书——— 《巩献田旋风实录》，红彤彤的封面上写着，“继《郎咸平旋风实录》、《刘国光旋风实录》之后隆重推出”。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