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是最重要的

　　在电视片 《文明的轨迹》(以下简称“轨迹”)中，克拉克首先与电视观众讨论了有关文明的概念。文明的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物质繁荣，让人们饱暖之余从事休闲娱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拥有信心 (confidence)——— 对于所处社会的信心，对于这个社会中的哲学、法律的信念，对于自身的心智、力量的信心。

　　信任与自信

　　什么是文明的大敌？克拉克指出，首先是恐惧(fear)，丧失了信心。“对于战争、入侵、瘟疫的恐惧。人们出于恐惧不愿意建设、种树甚至计划下一个年头的农耕。再有就是对于超自然事件的恐惧，人们因此不做质疑、不愿意改变现状。”克拉克的这些句子，调动起我自己的某些童年经验。我来自江苏的沿海地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亲眼看见温文儒雅的父亲，爬上自家天花板，看看那里有没有躲着一个蒋介石派来的反攻大陆分子。因此，每当我独自一人站在父母空荡荡的、几乎一无所有的卧室里，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说法，叫做“打碎坛坛罐罐”，因为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东西除了是负担之外什么都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有什么长远的打算、经久的计划？一切都只是临时和仓促的。

　　文明的第二大敌是什么？是无聊(boredom)，是一种万事皆休的绝望，是自己寻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只有渴望什么外来的东西能够中断眼前的生活，刺激起新的希冀。克拉克举了一首希腊诗人卡菲尔的诗为例：一个城邦的人们无所事事，整日等待蛮族来入侵，结果蛮族来到家门口又拍屁股走人，等待着的居民因此感到十分失望。这种经验对于我们也并不陌生。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主人公马小军整天白日做梦，梦想“中苏开战”，在新的世界大战中，他自己可能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在漫长的等待期间，他就只好先干一些敲门溜锁的事。差不多同时期，我本人也学过几句俄语，为了未来的对苏战争——— 使用“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之类，学喊那样的口号，会使人产生一种“提升”的幻觉，终于可以摆脱烦闷无聊的生活，进入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事业中去。但其实，在那样一种表面上热气腾腾的生活背后，是一种彻底的空虚和失去意义，失去对于有价值的事情的信念，失去自身存在的立足点，将自己的生活的赌注押在了“敌人”身上，迫不及待地从敌人的错误或者“罪行”中，获取自身存在的证明和价值。所谓需要一个 “敌人”，靠“敌人”的存在凝聚起所需要的力量，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又开始抬头。而如果不是靠战胜敌人来提取自身的意义，那么就借助与他人的“竞争”或者“攀比”，艳羡别人取得的成就暗自企图能超过对方，而不是从自身需要、自身力量中提取存在和行为的意义，同样都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

　　不只一代人经历了这样漫长的恐惧和无聊之后，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仓促和临时性行为之后，今天的人们是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信心和信念？是否因为信任而建立了一种长久的眼光？是否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而不是除了烦闷无聊还是烦闷无聊？对这些问题的估计，都不应该乐观。而如果不能建立起信心和信念，野蛮的破坏还将继续，不过是以不同的名义罢了，比如人们深恶痛绝的大量“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行为，还有更严重的为追求一时效应野蛮破坏环境等。克拉克继而论述到，文明不只是活力意志和创造力，而是对于永恒的追求。

　　从信任和信心的立场，我们再来看《大国崛起》(以下简称“崛起”)的作者提到的那只荷兰商船的故事，就变得可以理解了。那位叫巴伦支的船长，与他的17名水手因迷路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俄罗斯寒冷的岛屿上长达8个月，靠打猎获取食物，拆下船板御寒，其中8个人不支倒下毙命，但他们始终没有动一点船上的货物，其中就有可以让他们获救的衣物和药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与他人的契约是神圣的，而作为个人能够严格遵守神圣的契约，正是他们自身神圣性的体现，是他们有信心的人生的表征。所谓“诚信”，不仅仅意味着与他人如何相处，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的信心，感到有信心能够公正和正直地做人做生意。“崛起”的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用了“难以想象”这个词，在这部电视剧的其他地方，还经常出现诸如 “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令人惊讶”之类的表述，它们在制造表面上的戏剧性效果的同时，排除了事情本来拥有的内在逻辑性和理解事物的可能性。包括其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反复使用的“大国之谜”的表达，大国兴起作为历史发展的过程，需要严谨、漫长的理性探求，而不是被当作猜来猜去的“谜”，“谜”的提法多少有些愚弄观众和自我愚弄。

　　从这个角度来也可以理解“崛起”中“工业先声”一集里，重点强调的3个有贡献的人物：牛顿、瓦特和亚当·斯密。该片认为在牛顿出现之前，“人类思想还充斥着迷信和恐惧”，只有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才“结束了这种状态”。

　　为此还引用了休谟的这段话：“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上，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并认为这“真切地描述了当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被动心态”。然而，此间的逻辑关系被颠倒了。试问如果当时的人们都生活在一种茫然失措的状态，牛顿先生从哪里来的坚信，认为 “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正是因为有信念所鼓舞，于是他有信心动手来揭示这个秩序的结构，从而开展那样一桩浩繁巨大的研究工程。比较起来，“轨迹”对此的说明更容易令人信服。克拉克引用当时一位教皇的话来说：“自然和自然定律潜藏在暗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点亮光芒”。

　　如果不是有着对于世间万物之间互相联系的确信，包括对于自身认识能力的确信，便很容易以一种戏剧性的眼光，夸大牛顿院子里的那只苹果和瓦特面前的那只水壶的力量，认为这些小东西如何偶然地点燃了智者的智慧。而当“天才的想法”被捧得越高，有关知识发明的故事越加变得像是“传奇”，人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就被贬得越低。显然所需要的智慧不仅来自少数“天才人物”，也来自其余不是这个行列之外的大多数人们。当身为海关职员的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需要有人相信这个无名之辈发现了一桩伟大的真理，相信无论是谁只要他说出了真理，这个真理就值得被严肃对待。“轨迹”的作者克拉克在谈到瓦特、亚当·斯密和休谟时，颇有几分自豪之感，因为这几位与他同为苏格兰人，他指出当时的苏格兰只是一个贫穷、偏僻、半开放的地方，又一次论证了精神成果与物质富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

　　再来看近代宪法的先声——— 《英国大宪章》的出笼。贵族与国王发生矛盾，他们于是能够坐下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心平气和，但起码相信对方是可以信任也是可以理喻的，相信利益激烈冲突的双方都不是“妖怪”，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他人的信任，其实来自对于自身的信任，相信自己没有正在走向疯狂变得不可控制，不存在恐惧自身内部正在裂开一个大口子一切将覆水难收。对于自身理性的信任，还表现在对于所缔结的“契约”本身的态度，相信它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信任这个经过讨价还价的东西，代表着他们相互之间的真理，感到自己今后愿意并且能够遵从它，心甘情愿接受它的限制，而远远不是将它当作一纸空文，更不是心怀鬼胎，墨迹未干就在悄悄准备一场战争，夺取最高领导权。由此也可以理解1620年开往大西洋的 “五月花”号，在即将登上新大陆之前，41名成年男子于波涛汹涌当中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表明他们“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团体利益的公正法律、法规、条例和宪章。全体成员保证遵守和服从”。(见“崛起”解说词)他们怎么就相信运用这种条文的方式就能够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纠纷冲突，而不是战争、斗争或者“继续革命”？怎么就相信成为契约、法律的东西是那么重要，而不是朝令夕改或者完全不拿它当作一回事？对比起来，我们这里并不缺少良好的法律条文，作为阅读材料它们都是很好的文本，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不缺太多的东西，但为什么就是有人不相信、不信任它们，对于它们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法制肯定不意味着推出一部又一部新的法律条文，而是需要有人信任和执行它们，尤其是有人带头信任和执行它们。目前这种置若罔闻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说实话，看“轨迹”这部片子，尽管讲述的是西方两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让人不断感到的并不是那种 “民族虚无”的感情，相反，是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信任和信心。在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历史上，也有过灿烂骄人的成就，有过让人美不暇接的艺术作品，只是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表达，将之富有尊严地展示给今天的人们。包括对于文明本身的看法：“轨迹”的第一集名为“九死一生”，意即西方文明在蛮族侵占罗马帝国不久，至少有两百年陷入沉寂，曾经灿烂的古代文化几近灭绝，但是后来又奇迹般地得以恢复壮大。同样，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而不是缺乏信心，那么我们民族的文化在近一百多年来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浩劫”之后，也能够重新发扬光大。当然，破坏和毁灭是容易的，建立和建设非常不易。

　　道德与知性

　　再来看另外一些交叉的视野，比如关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和美国。任何对于过去历史的讲述，其实都包含了当下的某些立场。

　　难能可贵的是，在“激情岁月”的这一集中，“崛起”的作者在回顾法国的经验时，突出了法国人看重“思想”的特点，作为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和卢梭都是刻意介绍的。在他们去世不久之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被表述成“思想最终演变成行动”。在这集的结尾更是明确强调：“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应该说，这样的表述已经很不一般。

　　问题在于“思想”为何物？产生“思想”的动力来自何方？思想家是不是如同“科学奇人”，拥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发达大脑，能够想出一些别人想不出来的美妙意图？并且，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思想”的结果，那么什么样的“思想”必须为其中的暴力恐怖行为承担责任？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崛起”的作者直接面对的，而“轨迹”的作者克拉克正好回答了它们，因此可以看作是对于“崛起”的一个补充，虽然回答这些问题也不是他的当务之急。

　　在克拉克的讲述中，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的故事，而是一个“道德”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上“疑点重重”的故事。在介绍完他杰出的苏格兰同乡之后，克拉克话锋一转：“若想了解事情的实际面，我们得走苏格兰；而如果想走道德面，我们就得回到法国。”这位伏尔泰是个什么人呢？当然他写了很多词锋激烈、嘻笑怒骂的文章，甚至到老都爱插科打诨，但是在面对公平、正义时却始终抱着极其严肃的心态，在面对不公时，他就像一头凶猛的牧牛犬，死咬着对方不放。他对于“宗教蒙昧主义”的批判(见“崛起”解说词)，并没有使得他本人直接否认上帝的存在，他甚至还掏钱出资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当然，在“百科全书派”的其他同伴当中，不乏的确有无神论者，这些人在超越了天主教及其道德框架之后，引进了古罗马帝国严酷的道德标准，作为新时代新道德的依据。那些为了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古代英雄，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推崇。

　　卢梭则是另外一个思路。他是一个感受自然的天才，认为自然人性是最好的。当他写下“我明白了我们的存在，只是一连串透过感官感受的时刻”以及“我感知并我在”并将它们寄给伏尔泰时，后者礼貌地回信道：“没有人如此耗费心思地说服我们接受自身的愚昧，在拜读阁下的大作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地上爬着才对，只可惜我在六十多年前就戒掉了这个习惯。”当然，卢梭所表达的以“自然”为尺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道德观，即对自身无限迁就的道德观。在克拉克的视野中，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场浪漫主义运动，革命分子要以“自然教派”来取代天主教，它后来发生的不可控制的局面，与始终保持理性微笑的伏尔泰相去甚远，而是另外一些需要体验无限和凶猛心情的人们所为。一方面是打破一切权威秩序的新冲动，另一方面又是严酷的古代道德准则；一方面是人权、博爱、平等，另一方面则是腥风血雨的断头台，这是一场既向前又向后的运动。当然，因“道德”诱发而超越了任何“道德”之外的是，克拉克指出：1792年9月发生在巴黎的大屠杀确切地说是“集体虐待行为”，为此火上加油的是一种“国家正在陷入危机”的“集体恐慌”。流血恐怖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所导致的绝望情绪深渊心理，在绝望中体验人性的深度，由拜伦扩展开来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成为某种现代情感的典范，成就了不少天才心灵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灾难。

　　如此问题就变得非常错综复杂：从伏尔泰那里我们得知，在所谓 “思想”的背后，需要一种道德立场的保证；而从卢梭那里我们得知，对于某种未经历史检验的新道德，尽管听起来十分漂亮，但是需要对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审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古代的道德是好的，照搬罗马帝国的严峻道德观并不适应现代社会，最有可能的是引起相反方面的剧烈反弹。这样的故事多么复杂！实际上任何有关道德的故事都是极为复杂的，需要我们以最为复杂和最为谨慎的态度对待之，而不是一说起“道德”或者“思想”就是崇高和绝对的，而要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思想。这是我们这些进行伦理道德及各种思想表述的知识分子本身所要遵循的界限。就像伏尔泰所说的：“只要说错一个字，再优美的意念也会破坏无遗”。

　　在整部电视片中，克拉克运用得最多的词是 “知性”(intellectual)。他说：“知性是文明的第一要素”。所谓“知性”可以看作相对于自然秩序的人类本身所提供的“创意秩序”。它一方面体现为各种脑力和才智活动的结晶比如诗歌、哲学；另一方面体现为那些看得见的形式，比如建筑、绘画、音乐等乃至各种手工活动，都是人们知性的体现，它们给予混乱的自然现象赋予秩序，其意义可以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一首诗来说明：“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高高地立于空中。/它君临四界。/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人类的“知性”就像这只“田纳西的坛子”，它可以使得粗鄙、凌乱的荒野变得清晰有序。

　　克拉克的视野在转向新大陆时，便是从建立在一片凌乱的山峰其间荒草弥漫当中一栋白色建筑说起。

　　1760年代，在当时原住民、猎人和野牛的环境当中，出现这么一座漂亮的建筑是令人称奇的。它正像一只“田纳西”的坛子，使得周围的荒郊野外一下子变得富有生气。它的主人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年轻律师，设计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设计师帕拉迪奥(1508—1580)的书，据说当时全美惟一一本帕拉迪奥的书就在这位律师手上。当然这栋建筑物不少部分是他自己的发明。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房子的内部装修显示了其主人执意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他将床放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之间，这样他一下床可以自由选择是走进书房还是起居室，螺旋式的梯子则一直通到楼上的更衣室。他书房里的书桌、椅子，乃至眼镜都是自己设计的，整栋房子乃至其中所有陈设，都显得“单纯、朴实和独立”。这位律师同时还是一位语言学家、科学家、农业学家、教育家和城市设计师及建筑师——— 说了半天，原来他就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将自己这座山里的建筑命名为 “蒙地西洛”，即“小山居”的意思。杰弗逊将这种单纯简朴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带到了美国，其后蔓延至美国东部持续了一百年，甚至抵达西部的麻州。在他的墓志铭上还特地写上了 “弗吉尼亚州大学创办人”。这个校园全都由他亲手设计，其中安置教授们的“学术村”与学生们比邻而居，鸡犬相闻，校园外的小花园显示了他对于独处的热爱，蜿蜒的墙壁是这位总统先生的特殊创意，兼具实用和美感，谁也不知道他的设计灵感来自何方。辽阔的校园形成长方形的三面，第四面则向山区的原住民敞开，眺望远处广阔的原野。

　　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来说，他当总统无非是为他的民族服务，是在尽一项人生义务。因为他不当总统也活得非常好，非常充实，非常有滋有味。他用不着拼命抓取权力，牢牢地占着某个位置不放，认为只有权力的顶峰才是人生的顶峰，权力上的失败则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他也用不着做出闲云野鹤之状，因为他永远有许多事情可以做，那些美妙的知性活动，是整天围在饭桌前吃得吃不动的人们，永远难以想象和无法理解的。他还说：“当我想到上帝是正义的，而她的正义不可能永远地沉睡，就让我不禁为我的国家感到颤抖。”

　　这部美轮美奂的电视片一共制作了两年时间，从头到尾由克拉克一人主持讲述，细心的观众会听出，越到后来，这位老先生的声音已经有些嘶哑，神态也略显疲惫，面对当年索邦大学那些年轻面孔，他语重心长地做了如下总结：“我相信秩序比混乱好，创造比毁灭好。我喜欢温和，厌恶暴力，喜欢宽恕，厌恶报复。就整体而言，我觉得学识优于无知，心灵比意识形态有价值得多。”由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说出此话，其中的分量自不待言。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