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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改革家王莽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8日 06:15 经济观察报

  假如有一个地方,把人和牛羊关在一个栏里,随便买卖,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你觉得如何?无疑这是非常残酷的制度。

  假如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人权方向前进了一步。

  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两千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讼不休,闹得脸红脖子粗。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 《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 “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史学家尚钺指王莽完全胡来。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替他伸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定改革方案的。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一

  公元前45年,古罗马凯撒大帝经过东讨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元老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凯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这一年,正是中国西汉汉元帝初元4年,王莽出生。

  王莽生在一个显贵的外戚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但不受宠。王莽14岁的时候,元帝去世,王政君的儿子刘继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王家立马显赫起来。成帝登基没几个月,王莽的五个叔叔就在同一天被封为侯(仅次于王的贵族爵位),此事打破历朝纪录。“五侯之家”权倾朝野,位极人臣,腐败丛生。《资治通鉴》说:“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王家子弟个个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但王莽却例外。他父亲王曼很早就去世了。孤儿寡母,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王莽一家在王氏家族中被边缘化了。

  一位作家曾略带浪漫地描写了王莽幼年的困境:

  一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站在墙角,因为大司马(总理级)王凤家门口已被拜年的车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篮子里是一份贺礼:一坛宛城名酒。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钻到守门人面前:“我叫王莽,是大司马的亲侄子。”

  守门人打量打量这个孩子,不屑地说:“是吗?大司马没空见你!”

  “我真是大司马的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送礼,那时看门的不是你。”说着举起篮子。

  守门人看了看篮子,哈哈大笑:“说瞎话不带脸红,你有事以后再来吧!”

  孩子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啪”地把篮子摔在地上,一转身跑了。

  二

  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如果遭到歧视和压力,更能激发他拼搏上进的竞争欲望,王莽正是如此。

  像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王莽的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母亲把王莽送到著名学者陈参门下学习儒家经典,她要王莽争口气,在学业上出人头地。王莽果然不负母望,小小年纪,就抑制着贪玩的冲动,勤奋钻研,在佶屈聱牙的文字迷宫中苦苦探寻,一点一滴增加理解。他对母亲至为孝顺,对同学和朋友出手慷慨,对老师十分尊重。每次去见老师,他都郑重其事地沐浴更衣,带上礼品。路上碰到对面来的人,他也常常躬身礼让。王莽周围的人无不夸赞这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同学们也一致认为,王莽是“克己复礼”的模范人物。与他那些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表兄弟们相比,王莽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备受瞩目。

  公元前22年 (成帝阳朔三年),大司马王凤病重,偏瘫在床。王莽的表兄弟们不得不来探望,但往往站一站就走,弄得王凤心里发凉。王莽就不然,他代替了护士和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还替王凤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凤见状,大为感动和愧疚。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的侄子竟对自己如此尽孝,即使《孝经》上古人复出,也不过如此。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皇太后王政君和汉成帝。王政君和成帝也早就风闻王莽卓尔不群,于是封王莽为黄门郎 (随侍皇帝左右的秘书类小官),不久升为射声校尉(首都警卫部队特警支队领导人。射声,表示闻声而射则命中),此时王莽23岁。

  王莽精通儒家典籍,学问渊博,对人和和气气,谦恭有礼,并且廉洁自律,处事公道。他的表兄弟则四处封官许愿,乌烟瘴气。朝廷官员提起王莽,有口皆碑。老谋深算的王政君看出王莽是王氏家族真正有出息的新一代,心中暗喜王氏有人。

  公元前16年 (成帝永始元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是为王莽讨封。当时朝中的大名士金涉、陈汤也上书颂扬王莽。于是,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1500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随时出入皇宫,参与决策的部长级官员)。

  王莽官做大了,却更加谦逊,他把封地上的贡赋都用来资助穷困的儒生和名士,把家里的车马、衣服也都送给需要的朋友,弄得 “家无所余”。同时,他通宵达旦全力投入工作,不仅效率很高,一举一动也都符合儒家标准。对王莽这些作为,朝臣交口称赞,太后和皇帝也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此时王莽的声誉已经高过了他的叔叔们。

  公元前8年(成帝绥和元年),37岁的王莽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汉成帝末年,大司马的地位超过丞相,成为皇帝之下第一人。史书上说,王莽担任大司马之后,“克己不倦”,更加节俭。他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前去看望。出来接待客人的一个女子穿着粗布衣服,贵客们都以为这是王家的佣人,介绍之后才知道竟然是王莽夫人,一时引起轰动。王家的简朴作风立即传遍长安,那些穷奢极欲的贵族人家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三

  王莽担任大司马之际,面临两个社会焦点。

  一个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贵族、官僚、豪强霸占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个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丞相萧何就曾以极低的价钱强买关中民田,是为早期兼并。汉武帝时,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是发展到疯狂地步。汉哀帝一次就赏赐给宠臣董贤20万亩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或横死道旁,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

  第二个问题是残存的奴隶制过于残酷。西汉还有生产性奴隶和非生产性奴隶。奴隶命运至为悲惨。《资治通鉴》载王莽的话说:“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失地农民。《汉书·成帝纪》说,失去土地的农民“饥饿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不卖身为奴,怎么办呢?与此同时,《汉书·贡禹传》说,贵族之家,连狗和马都因为吃得太多,“苦其太肥”,必须“日步作之”。天天牵出去遛达,以免影响秀美。

  这两大问题互相牵连,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烈火四处蔓延,王朝风雨飘摇。当时危险的状况,从汉成帝一个诏书中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个诏书中,汉成帝坦率承认现实极为严峻,已经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王莽当然十分忧虑,但是他刚刚上任,还没来得及解决问题,就因成帝之死遭受挫折。

  公元前7年 (成帝绥和二年)3月,45岁的成帝去世。成帝在位26年,无子,按预定方案,18岁的定陶王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哀帝上台,大搞自己的裙带关系,祖母家的人、母亲家的人,很多都封了大官。哀帝还把自己的祖母傅氏封为恭皇太后,与王政君并尊。在宴会时,傅太后座位与王太后座位平等摆放。王莽大怒说:傅太后出身不正,怎么能与至尊的王太后并排坐?立刻命令搬走傅太后的座位。傅太后咽不下这口气,拒绝出席宴会。结果王莽被罢官,回封地南阳闲居。

  哀帝当政不久,几个有眼光的大臣如丞相孔光、大司空 (副丞相)何武、左将军、领尚书事(高级将领兼皇室办公厅主任)师丹试图解决两大社会问题,提出建议说,要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隶的数量。诸王、列侯、公主占的田应该有个限度。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占田不许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的奴婢不超过100人,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的奴婢不超过30人。哀帝刚当政,他的亲属及宠臣正要抢田占田,于是批示说,过一段时间再议吧。没有下文了。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胎死腹中的“限田之议”。

  四

  哀帝非常喜欢一个叫董贤的帅哥,两人搞起了同性恋,形影不离。一次睡午觉,董贤的身子压住了哀帝的衣袖。哀帝醒了,为了不惊动董贤,自己把袖子割断了轻轻起床。哀帝还封22岁的董贤为大司马,并且一度想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

  哀帝胡来,西汉的衰败与混乱更加严重,有识者都觉得大汉王朝的终结为期不远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哀帝时的博士弟子秦景宪受西域大月氏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经,中国知道佛经自此开始。中国经学界著名的今文古文之争,也从哀帝时开始。

  王莽隐居期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冲击。他的二儿子王获因事一怒之下,打死了一个奴隶。这在贵族之家本属平常,王莽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经过痛苦思考,王莽命令王获自杀以赎罪。王获贵为皇帝外戚,怎能为一个奴隶偿命呢?经过几天争执,王获终于拗不过,自杀了。这件事击中了当时的社会焦点,消息四处流传,王莽此举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和好评。不少奴隶也因此提升了安全感。公元前2年(哀帝元寿元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哀帝惊恐。大臣们说这是因为错待王莽,上天降罚。哀帝无奈,只好让王莽重返京师,伺候王政君。

  五

  公元前1年 (哀帝元寿二年),25岁的哀帝突然去世。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亲丁皇后都已去世。王政君成为最高权威,立即恢复王莽的大司马职务。王莽复职第一件事罢免董贤,并选立中山孝王9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一律不许进入京城,以杜绝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两氏外戚全部赶出京城。王莽复出执政,得到全社会欢呼,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实际总理国政。

  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100万钱,捐地30顷,救助穷人。230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全国无灾地区凡是财产不满2万钱、受灾地区财产不满1万钱的贫民,免交租税。发生病害的地方,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6人以上,给葬钱5千,4人以上给3千,2人以上给2千。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及到达之后所需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5个里共200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1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1万间房子,建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一时之间,文治极盛,社会风气大为好转。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这些举措也很赞誉。

  平帝12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不肯离去,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别的女子完全丧失竞争力。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赐给王莽25600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两亿钱,王莽接受6300万,其中4300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召陵、新息、黄邮聚等四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 (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三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 (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为西汉末年新创),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自古以来视为最尊贵的九种物品,如最高级的车马、衣服、弓矢、乐器、仪仗队、武装卫队、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朱红大门、能罩住台阶的屋檐等,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加封九锡意味着地位离皇帝不远了。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487572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有人统计,当时全国人口5000万左右,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5%计算(北京大学研究成果),汉朝识字者最多200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48万多人,这里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高层官员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百分之百。

  公元5年(平帝元始五年),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远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

  这一年12月,14岁的汉平帝去世。同月,长安附近一个井里发现一块白石,上面刻有红色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政君即刻下诏让王莽摄政,朝臣称之为摄皇帝,又有人称为“假皇帝”。自此之后,类似“神迹”接二连三出现。公元6年(王莽居摄元年)3月,王政君宣布,立汉宣帝玄孙、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公元8年(王莽居摄三年)11月,一个叫哀章的人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天帝”和“赤帝”降下的“符命”,“符命”的内容是王莽该当皇帝。于是,王莽不顾王政君劝阻,在这个月即位当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废掉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他为定安公。西汉214年历史就此画上句号。有研究者说,王莽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民选皇帝,此话有一定道理。王莽当皇帝之后,当时的大学者杨雄写了一篇 《剧秦美新》献给王莽,说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

  六

  上面提到,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提出了限制占地的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每家占有土地不得超过1000尤格(1尤格相当于3亩多),超过的一律收归国有,按30尤格一份,分给穷人,可以世袭,但不准买卖。这当然遭到贵族反对。然而在公民大会的表决中,土地法案获多数票通过。当年夏天,在选举下一届保民官时,元老院贵族造谣说提比留·格拉古想当僭主 (通过不正当手段篡夺罗马国王王位),煽动一伙人袭击改革者,将提比留·格拉古用棍棒打死。但改革并未中止,提比留·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在公元前123年和122年连续当选保民官,他恢复了其兄的土地法,又提议在北非迦太基设殖民地,动员罗马公民移民到那里,每人分配200尤格土地。公元前122年,盖约竞选下一年保民官落选。公元前121年,贵族势力再次挑起武装冲突,盖约被迫自杀,改革失败。但盖约的改革方案有些内容得到保留。在兄弟俩前赴后继的改革过程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收3.3%的租)。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50%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公元9年(新始建国元年),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说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儒学专家,一天忙到24小时,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 《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就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一块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洞,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决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说得很风趣,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烈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 “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间奴婢改称为 “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七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5次。先是从周代寻找钱币图案,废除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发行刀币型大钱。后因刀币犯了繁体字“刘”字的忌(有刀做偏旁),又废刀币,发行小钱。最后另造28种货币,称为 “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史学家吕思勉说王莽为人迂阔不切实际,随意乱改币制不合经济规律,“致祸速亡,莫甚于此。”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地名,于事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公元10年(新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1、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2、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3、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4、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5、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王莽的确是魄力极大的改革家。这些惊天动地的举措,意在抑制豪强,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急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来有的措施负面效应很大;三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四是官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结果恰恰加速了起义爆发。再加上王莽多从古籍中寻找改革方案,耽于幻想,乌托邦味道十足。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三年,困难重重。公元12年(新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标志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把改革的开口缩小,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6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王莽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表示威武,结果又适得其反。国内民众不堪重压,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两者合流造反。王莽派兵镇压但遭到失败。公元23年(新地皇四年)10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二字上,其他则不值一哂。尤其是东汉史学界,情绪化十分严重。吕思勉指出,汉朝人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悉以一 ‘伪’字抹杀之”,缺乏客观态度。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的意见,可供参考。

  马立诚/文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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