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的缘起

　　安东/文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是在60年代初的儿童故事书里，大多数都是关于中国孩子在村里战胜日本侵略者成为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这些书，还有瓷娃娃和传统的丝绸服装都是父亲几次应中国共青团邀请访华时带回的。有一次，他甚至还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我家在1967年搬到了伦敦，有一次应邀到中国使馆赴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也是我头一回吃到中国菜。

　　那顿饭里，又白又松软的中国“面包”，也就是蒸馒头，还有一点咸味都没有的粘米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当时的情境依然历历在目。

　　宴会的主人，参赞先生和一秘、二秘都穿着灰色或深蓝色的中山装，很正式，但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轻松、愉快的微笑，整个宴会的气氛友好而亲切。后来我才发现微笑是中国人的标志，也是让他人敞开心扉的钥匙。从那天开始，中国和中国人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两个月之后，我们抵达北京机场，在友谊宾馆住了两年时间。

　　1968年4月，我们乘坐一架4引擎小型飞机从上海前往北京，旅途中乘务员和着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来到我们身边，给我们送上水果和 “大白兔”奶糖，这些奶糖现在仍能在市面上看到。

　　大约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来到友谊宾馆。宾馆似乎是空的，一个人也看不见，灯光也十分昏暗。走廊里贴满了各种彩纸和黑墨水写成的大字报。红色的大型横幅上挂着黄色的字，大多是毛主席语录或歌颂伟大领袖和红太阳的词句。

　　翻译领着我们来到了餐厅。等了好一会儿，厨子才睡眼惺忪地走出来，而且脾气很坏，嘀嘀咕咕地和翻译说了一大堆话。20分钟后，端上来六个盘子，放着4个没炸透的鸡蛋，还有一些水。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吃的第一顿饭。

　　第二天，新华社的司机和翻译带着我们乘坐一辆奶油色的苏制轿车游览了天安门广场，车的时速只有20公里/小时，而且每隔30秒就要按一通喇叭。

　　汽车停在天安门北侧毛主席塑像前，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我们就被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包围了，他们要么伸手摸摸我们的头发，要么拽拽我们的衣服，但人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当然想游览广场或照相是不可能了，根本挪不动步，而且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全都是中国人的笑脸。

　　无论当时中国的形势如何，我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最快乐的童年时光。

　　学习汉语很有意思。我们的老师姓毛，是一个圆圆脸，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年轻女教师。她教我们认革命标语上的汉字“毛主席万寿无疆”，教我们唱革命歌曲“东方红，太阳升”……谁也记不清我们和来自希腊的两姐妹究竟开了她多少玩笑，谁也弄不准我们和尼泊尔革命党子弟一起吓了她多少回。

　　她还根据自己所知的革命形象给我们起了中文名字，直到上小学还在继续使用她起的名字。我的名字叫“洪武”，意思是红色的武器。

　　1968、69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潮，学校也开始批斗学术权威、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庭子弟 (包括那些被怀疑里通外国，同情我们的人)了。这也是我们总要停课的原因……还要开会做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军事训练、深挖洞广积粮、学习共产党的新指示……外国孩子是不能参加这些活动的。因此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去玩，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逛宫殿，游寺庙，爬宝塔，要知道北京是再安全不过的游乐场了。父母才没空管我们呢！他们一周要工作6天时间。

　　除了一两分钱的

冰激凌，玩起来也不花什么钱。我们不在友谊宾馆吃饭，而是跑到对面的农业合作社，来一碗5分钱的汤面，然后就能在琉璃厂逛一下午，买一些真正的古玩，再带一块肉回去喂猫 (爸爸有时还会偷吃一块牛排，这是在宾馆餐厅难以享用到的)。

　　每周友谊宾馆都会放电影，当时的大片是《地雷战》和《地道战》。在这一年当中，每个月都会重新放映这两部影片。偶尔还会放一些苏联电影，比如《十月革命》，也有一些阿拉伯电影。但每个月的重头戏是去剧院欣赏毛夫人的杰作，届时所有外国专家，还有我的父母都会应邀前往。

　　有那么两次，外国专家的年轻子女也会跟着下乡学农，其实就是“到农村去劳动”。

　　到了乡下，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和他们同吃同睡同劳动，一个月也洗不上一个澡，而所谓的厕所就是离农舍不远的一个坑。我们住的是一幢只有三间屋子的红砖灰瓦房，门口就是灶火，还有一口锅。一进门一边有一间房，两间房都有炕，冬天一烧火做饭，炕就暖和了。

　　我们摘过梨、收过麦子，还给花生地除过草。早晨起来一边排队去劳动，一边唱着革命歌曲，嗓门越大代表越革命。不要表现出疲劳，要保持微笑，而且显示出愿意干更多的活，这样你就能得到农民们的表扬，在下午的会议上他们就会赞扬你的工作热情。

　　几年后我才知道，我们去的是一个模范公社，而不是中国人去的那种公社，我们享受的是特殊待遇，而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待遇。

　　在北京有两家仅对外国人开放的餐馆，在这里我尝到了最美味的中餐。其中一家位于王府井，名叫 “三桌餐馆”，因为在这家餐馆里只有三张桌子。我不知道究竟是餐馆的本名如此，还是外国人这么叫开的，另外一家是新侨宾馆，我把去那里就餐当件头等大事。

　　于我而言，中国也是我情窦初开的地方，当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那种，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只是好奇罢了。

　　我在友谊宾馆交了第一个女朋友。我们躲在防空洞里，我拉着她的手，献上了我的初吻。有了女朋友之后，我才发现北京街头根本没有情侣出双入对，不像现在这样。中国人不会爱，不在异性面前表达情感，这似乎不太可能，我和朋友们一直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于是，有一天，等7点钟吃过晚饭，我们骑车去了旁边的公园，也就是著名的紫竹院公园，在这里发现了惊人的一幕：在夜色的掩护下，数十对情侣相互亲吻着、爱抚着，对于我们来说，就仿佛在看黄色电影似的。心里又紧张又害怕，就像偷看了见不得人的东西被人抓住了一样。然而，这却成了我们最棒的饭后休闲活动。

　　1970年4月，我们回到了委内瑞拉。20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的夏天，我又回到了中国，中国已经大变样了，尽管没有现在的变化快，却也是我所经历和见证的一段非凡转变的开端，但在中国有一件事却是持久未变的，那就是中国人永远都那么友好，脸上永远都带着微笑。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