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一个社会企业家的中国样本

　　Social Entrepreneur，一个对中国人而言，还算陌生的英文词汇。“打工女皇”吴士宏将之翻译为“社会企业家”。创造这个新词的美国记者戴维-伯恩斯坦说，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就意味着什么。

　　社会企业家不同于商业企业家，他们是一群被理想所驱动的普通人。在美国，一个叫施莱姆的先生，帮助数以千计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了大学；在南非，一个叫霍萨的女士发展出艾滋病病人护理的家庭模式，从而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在印度，一个叫尤努斯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从贷款27美元给42个赤贫的妇女开始，创设了“穷人的银行”，从社会底层推动印度社会经济的历史进程。

　　凭藉法国作家雨果所说的恰逢其时的理想，借助新思想的威力，社会企业家们在政府和企业时常失败的领域，在教育、健康、环保、助残等社会领域，像管理学大师德鲁克10年前所说的那样，改变了社会的性能。

　　惊讶于社会企业活动已成全球现象，感念于社会企业家在中国的稀缺，我们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意识地集中报道了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一个从省政协到全国政协参政议政十数年的老政协委员，一个相信“总要有人擦星星”的民主党派中央常委，一个用五年时间影响了100万中小学生的教育家。他是新教育实验这个“零元企业”的董事长，他把“心灵的教育”视作他所经营的“社会企业”。当一群企业家为他的社会企业打工，他不仅开发出“社会企业”的运营模式，还为民主党派人士，为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样本。

　　我们认为，朱永新在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的表现，已接近我们对社会企业家的理解和认知。我们将他视为一个社会企业家的中国样本，条分缕析地展现给我们的读者，并非为了表扬某个人，而是期待着我们对这样一个样本的解剖，能够引起中国公众对社会企业家的关注，引起县、市、省、全国四级政协的委员们，对参政议政的思考。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 本报记者 韩彦 李晶 王延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