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富余人才愿去农村

　　本报记者 韩彦 李晶

　　实习记者 杨阳 北京报道

　　农工民主党是著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为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1925年酝酿组织的政党。新时期以来，农工党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医疗卫生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以及大中城市有代表性的人士。

　　在现任主席蒋正华的带领下，农工民主党越来越多地关心和研究中国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包括人口问题、特区经济和三农问题。今年他们提出的关于《将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列为国家区域开放合作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议》的提案与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不谋而合。

　　负责农工民主党参政议政的副主席陈宗兴曾任西北大学校长和陕西省副省长，在参政议政中，他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如何建立机制让科技人才更多地走向农村。

　　《经济观察报》：06年中国的农业税全部免除了，免除农业税之后，农村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陈宗兴：农民的增收困难、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还很严重。农民的生活，包括农民教育和农村医疗、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是我们国家今后国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没有农村的又好又快发展的话，中国的社会建设、中国的全面实现小康都是一句空话。

　　我们必须把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来认识，我们觉得现在从理论认识上也有一个转变，即胡锦涛主席说的，现在要反哺农村。

　　《经济观察报》：我认为对农村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城市进行反哺；但是农村自身方面，比如说农村的科技的力量、农村的教育都非常的薄弱，从您的角度看，农村如何提高呢？

　　陈宗兴：三农问题解决的主体就是农村、农民和农业，为他们自身的发展找到一条出路。我们不要把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认为是一种恩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对农村的支援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是很大的。工业、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利益损失的基础上的。所以减少农业税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经济观察报》：取消农业税以后，农业特产税还存在，您认为这样的税收国家是否也应该取消？

　　陈宗兴：因为这也是国家税收的一部分，我认为也不能“一刀切”都取消，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三农内部找到一条很好的出路。出路是在教育、科技方面加大投入。

　　国家还是有一定财力的，所以国家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农村电网、农村信息、农村道路、农村广播电视等方面现在投入很大。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还是要加大投入。

　　至于说三农本身发展，一个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开动这个事情，要从内部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自觉的发展。农民需要自身提高素质，如果农民收入增加了，对科技有自身的需求了，我认为，素质会逐步提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农业结构的问题。粮食生产不能放松，但是农业内部结构也是需要调整的。从原始的种植业到农产品深加工发展的问题，因为小城镇的发展，依托就是这个。我们叫这个为“农业产后经济”，基本的一个就是农产品的深加工。农产品的深加工市场很大，包装、分类、标准，潜力是无穷的。我曾在两会中提出过，关于推动农产品、《努力发展农业产后经济 推动三农发展》网上也有，我就提出这个事情，因为它会带动三农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城市的科技人才，怎样跟农业、农村、农民结合起来？因为现在科技人才呆在城市，不愿到农村去。

　　陈宗兴：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有所转变。农村跟城市在生活水平、科研条件、受教育情况等方面过去差距太大。尽管许多人在农业院校毕业，但是他们不愿意为农业服务。现在国家要有政策鼓励为农村服务的科研人员，农业的科研投入以及国家有关农业的科研立项都比过去多得多、强得多了。

　　《经济观察报》：农业大学都在搞一些非农的专业，您当初当校长，有多少学生能走到农村，为三农服务？

　　陈宗兴：大部分学生还是会走向为农业服务的道路。现在农业院校的非农专业就业状况并不好，农业专业就业相对好。但是这也是需要引导，我们有政策。

　　《经济观察报》：有什么样的政策？

　　陈宗兴：过去是定向分配，另外，减免其学杂费，跟他签订合同，要求他在农村服务几年。过去农村确实留不住人才，为什么？因为农业太落后、太没前途了。现在情况不同，新农村建设力度大，应该预见到农村的快速发展。像现在农村市场有效益，农村有钱了，就会留住好的人才。大学生做村官的也很多了。

　　《经济观察报》：福建省的南平市搞了“下派干部”，政治上会给予提拔，把他们和农民的利益绑在一起。让干部深入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发展农业。有些专家提出，对农业专业的大学生的学费完全减免，让他们到贫困的地方去工作，既解决贫困大学生交不起学费的问题，又为农村提供人才。您对这两种思路是如何看待的？如果您选择的话，您会选择哪一种？

　　陈宗兴：我认为这两个都可以考虑，关键是既要有政策上的引导，也需要有经济利益的引导。两者可以结合起来的。农产品深加工可以推动新农村建设，农村的建设不能光靠外援。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是农民变成市民。随着农民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必然有一个城镇化的过程。通过城镇化的过程进一步推动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送什么到农村去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用不用搞一些农村经济合作社、农会或者其他组织能够把他们串联起来？

　　陈宗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种最好的途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这是肯定要弄的。实际上我曾经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有过这方面的发言， 那是比较早的了，是关于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农业必须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农业模式要节约化、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节约化是指效益要提高，这必然就要有规模化，规模化就必须要向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方向发展你必然要建立一个标准。专门化——这个地区的条件包括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适合干什么，就集中力量干什么。某种农产品或某种行业必须有一种地域化、专业化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什么样的新农民呢？也就是说新农民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陈宗兴：思想观念要新。现在农民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

　　《经济观察报》：以陕西为例，农民身上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身上到底有哪些特质，怎样逐渐向新农民靠拢呢？

　　陈宗兴：你比如说我们的养殖业。过去是一家一户的，现在是集中养殖。像西北农林科，我们弄了些为农民服务的专家大院，现在农民自觉地请这些专家指导生产。农民已经知道了科技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观察报》：您是如何走上农业研究的道路并成为农业大学的校长的呢？另外，您对现在的高校体制改革怎么看？

　　陈宗兴：这完全是工作上的需要。

　　现在对高校体制改革有不同的声音啊，我个人认为，高校体制改革是必要的。高校不能整条块分割，教育有教育自身规律，做条块分割是不利于培养人的。所以我觉得高校体制改革这个大方向是对的。我们西北农业大学专门有一个推广处，这在农业大学里是很少见的。推广的范围很大，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主要任务是推广农业科技到农村。但是后来这件事情不太顺利，这也跟我们条件不成熟以及思想认识不成熟有很大关系。我们当初的设想是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高等科技的推广体系，与科技部有共识的。但是现在这个体系不成功，这主要是由于体制问题，因为我国是条块分割的体制，尽管希望能打破，但是很难。

　　《经济观察报》：是不能和农民直接结合起来吗？

　　陈宗兴：简单说，这个事情是农业部门管的，大学往那里延伸，政府的支持力度就小了，农业厅、农业局不可能支持你大学。这主要是传统习惯和体制上的一些问题。

　　《经济观察报》：有人提出恢复农会组织，还有一些人认为搞一个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就可以了。您对这些观点的看法是什么？农民像工人一样成立农会是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陈宗兴：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可以去探索。

　　《经济观察报》：您对知识分子走向农村，与农民打交道，这样一个事情是怎样评价的？您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走向农村吗？

　　陈宗兴：这需要积极的探索，另外，这也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一个报国方式。

　　《经济观察报》：需不需要一个社会运作的方法让更多的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呢？

　　陈宗兴：政府为广大知识分子参与三农建设的渠道是畅通的，但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和做法。我认为至少知识分子应亲近农村的观念是值得提倡的。

　　中国农工民主党

　　成立于1930年8月，是以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现有成员8万余人。

　　陈宗兴

　　男，1943年6月生，汉族，河南人。硕士学位。1997年4月加入农工民主党。1967年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1年至1997年历任西北大学地理系教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系主任、科研处处长、教务长、副校长、校长。1997年至1998年任西安市副市长。1998年至今任陕西省副省长兼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

　　现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现为农工民主党十三届中央副主席、陕西省委会主委，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