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争相当官很不正常

　　本报记者 王延春 北京报道

　　严谨、沉静、谦和，坐在对面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索丽生，传递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他的学者气质，尽管原水利部副部长的头衔引人注目，但他的言谈举止，使你更容易记住水利专家、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河海大学副校长，这些鲜明的人生标记。

　　他慎密的思维令人吃惊，我本来备足了一堆问题，希望主导采访，但最后却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我被他清晰的逻辑带着走了。

　　多年从教经历，使他更喜欢谈论教育，这不仅仅由于他当过大学副校长，而且因为界别特色，教育也是民盟参政议政的主要关注领域之一。去年，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带队在陕西、北京、江苏等地，专门做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方面的调研，索丽生负责组织实施。高等教育如何改革，才能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他一直在思考的。

　　记者：现在大学多了，大学生多了，但社会急需的杰出人才却不多，您觉得哪儿出了问题？

　　索丽生：这个问题有多方面因素：首先是教育理念的偏差， “培养人才、创新知识、服务社会”应该是高等院校的三大功能，但是目前高等院校里，从校长到教授似乎无暇顾及人才培养，而是热衷于搞项目，增加收入，导致最好的教师不一定上课，有名的教授不带本科生，教学环节相对薄弱。

　　其次是教学改革不力，课程体系陈旧，知识更新缓慢。很多课题是为学习而学习，牵扯了学生大量精力。比如说，政治课，小学、中学、大学，都在讲，课程重复，内容枯燥，课堂上不听课的学生能有一半，临到考试，大家准备个小条子，抄一下，就应付过去了。我的观点是，应该学习政治课，但课程安排已不适应形势的变化了；外语课，在整个公民教育中占的比重太高，吞噬了学生大量的精力。你到校园里看一看，每天早上学生大多在背单词。不是讲外语不重要，但外语花的时间比中文还要多，这就不符合规律，外语只是一种表达能力，外语水平再高也不会超过本国语言的。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学生最后也是用不上的。所以我主张外语不必采取强制性的规定，应该根据专业和将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自主选择。

　　应试教育还带来了严重的 “后遗症”。很多学生考入大学后，松了气，产生厌学情绪，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也是我在国外学习时感受最深的：一个教师，传授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发学生求知的欲望。评价一个老师的水平，除了他讲的知识外，学生上了这门课，最后是更感兴趣了呢？还是不想再读了呢？如果是后者，那这个教师是失败的。许多人才不是从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学校让他掌握了一些知识、并启发了他的兴趣，自己后来成长起来的。

　　高等学校应该大力推进学分制改革。

　　记者：您曾在海河大学力推学分制，是否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索丽生：学校不能因材施教，对学生采取 “一刀切”，是难以培养出真正人才的。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如果缺少了主动性，就不会做好，教学工作也是这样。我以前在高校工作，大力提倡学分制，就是希望学生能按照他将来的发展，按照他的兴趣，按照这门学科的需要去选择他想上的课，他喜欢的教师，甚至他喜欢的专业。

　　学分制是对学校管理的一大挑战。推行下去很艰难。实行学分制不仅要有充足的师资、设备条件，还牵扯到学校管理，不仅是学校的行政管理制度，还包括学生及后勤管理制度。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推进一点就推进一点，这样，学生不仅可以经常接触不同专业的学生，交流广泛，而且也培养了自理能力。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生活能力比较差，什么事情都要别人管，就是因为他们缺少这种管理自己、自由支配的机会。

　　记者：教育管理体制对人才的培养主要影响是什么？

　　索丽生：目前高等院校行政化倾向太严重，越来越像个事业单位，而不是自由开放的学术园地。下文件，检查评估，学校疲于应对。现在高等学校也有级别，有副部级学校、有地市级学校，论资排辈。

　　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60年代，能力强的教师都不愿意当官，觉得专业学术是比较崇高的，但现在风气不一样了，学校里中层干部岗位竞聘，教授们趋之若鹜，这个现象很不正常。我不是要贬低行政岗位，只是作为学术的殿堂，如果大家都争着去当官，显然这个味道就变了，学术不能得到尊重，教师不能得到尊重，没有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给学生留下什么印象？学生也不会立志搞学问，而是学着怎么去当官。我不反对当官，我们的官员也需要人才，但是这样使学校培养人才的空气很不好。

　　记者：您觉得目前的考试制度是不是也是阻碍人才培养的一大因素？

　　索丽生：当然，我看到现在报纸上有些报道，哪个学校，哪门课，开卷考试，好像是个很稀奇的事。只能说明我们的教学改革不但没有前进，有的还在倒退。我上学的时候，就有开卷考试、口试等多种形式。我不主张取消考试，考试是必要的，但考试的方式应该灵活，要根据学习的内容，考核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绝对不应该逼学生背死书。

　　现在普遍是闭卷考试，大家都背书，最后的结果是，平时都不好好学习，到考试时应付一下，对于人才的培养非常有害。

　　我在学校教课时，我的课从来都是开卷考试，但学生从书上是抄不到答案的。学生必须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记者：怎么看高校扩招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索丽生：高等学校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阶段，满足了很多老百姓希望孩子上大学的愿望，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扩招也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真正扩招的是哪些学校呢？一类是升格的学校，原来是职校、大专升格为大学的学校，大规模扩招；另外是一般院校扩招，即便有些重点学校，扩招的也是新专业，而不是它的传统优势专业，如果扩招的主流来自这些方面，就不可能回避一个问题：高等教育的起点降低了。

　　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学校普遍感到师资力量不足，一些大学的老师，本来一天上两节课就够了，现在要疲于奔命，一天带更多的课。我们在校时，大多是上小课，30名左右的学生上课，现在都是上大课，一班60个、90个，这个现象比较普遍。包括外语课，本来语言课只适合于小班上课，但也成了大班，这样教学质量肯定受到影响。

　　有人曾经一度提出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把学校当成一个产业来搞，扩招学生，也是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这样就谈不上培养人才了。要解决问题，应该适当控制招生规模，提高教育质量。

　　记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目前教育系统有各种各样评价体系，教师都挤破头地达标，人心惶惶，没有心思钻研学问。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索丽生：评职称需要看科研项目多少，获奖多少，发表论文多少，简单地用这些指标来打分，所以教师追求的不是潜心钻研，而是有点成果就赶紧发表文章，有一点成果就赶紧去报奖。院校里很多搞科研的人精力大多花在搞关系、争取项目上，真正潜心做学问的人是吃不开的，与此相伴的是浮夸浮躁的学术风气，更厉害的就是剽窃、抄袭。污染了培养人才的环境。

　　记者：去年您参与了民盟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调研，能不能介绍一下，高校发展战略，或者说高等教育与产业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

　　索丽生：我们应该提倡产、学、研紧密结合，大家各自有分工，互相支撑。比如搞研究，对培养学生肯定是个好事情，从教师来讲，可以提高教学水平；对学生，借助研究，可以提高他的思维能力。我们现在的研究没有和学生的培养相结合，学校研究和教学不配套，现在学校很明显的分成了两类，搞科研的老师整天去拉项目，很少代课，管教学则埋头忙于教学。教学如何促进研究，研究反过来又如何提高教学？没有很好地衔接。

　　另外，产业需求与高校研发能力，也没有很好结合，现在学校追求研究成果，目的只是为发表论文，论文发表后，研究就结束了，并没有真将成果推广运用到生产中来，实际上，学校老师也没有这个能力推广成果，我们社会也需要这类中介，成为连接产业与学校科研的桥梁，将研发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

　　目前企业只满足于扩大规模，追求短期效益，对院校的科技研究没有太大兴趣，这也影响了高校的科研动力。

　　记者： “产、学、研”模式，国家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但是这个链条对接不畅为什么？

　　索丽生：有许多科研项目并不是产业提出来的，而是科技部门想出来的，部门对于开发研究的愿望没有产业界那么强烈，容易满足现状。

　　在国外，研究力量主要在高校，高校和企业之间联系比较紧密。如美国独立的研究院很少，而且那些研究机构完全是开放式的。国家实验室谁都可以用，并不是只归研究院所有，只有自己的研究人员才能够用，实验室相当于国家委托给你管理，你的任务是怎么发挥这些设备的价值，向社会发布各类项目，提高设备的利用率，这里研究的成果也很容易在社会上推广。我们的科研体制沿袭了五十年代的苏联模式，有独立研究院，而且常常是一个机构、几个人关起门来做自己的研究。我们的 “产、学、研”环节现在对接不畅，它们应该是互相支撑的，紧密结合的。

　　实际上，国家提出建立科技创新体系，谁究竟是国家的科研基地？研发主力到底是科研机构，还是高等学校，也有争论，这与我们的科研体制相关。科研体制也要加快改革步伐。

　　本报记者 王延春 北京报道

　　中国民主同盟

　　成立于1941年3月，当时称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并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它是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现有盟员17.5万人。索丽生

　　男，1944年3月生。1988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河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工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撰写著作8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水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人事部一等功、政府特殊津贴等奖项或荣誉。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