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千头万绪 议事应循规则

　　邵颖波

　　因为“民生”是今年两会的主要“国是”，所以呈现出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议论纷纷，会场内外都有这个特点，表达相当充分，让我们看到在民生问题上许多主张都众口难调，有时候甚至针锋相对。从社会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最欢迎的社会形态。

　　为什么以民生为主题的讨论会如此热烈、充分？这非常容易解释。首先，民生涉及千千万万个公民个体的切身利益，由不得人不关心。其次，每个个体、每一个群体都有自身的独特而具体的要求。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虽有共融，但更确切客观的现实则是存在冲突，不可能不产生争论；第三个原因，就是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开放，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倾听和收集民众意见。

　　在我们看来是，这第三个原因尤其是一个相当巨大的进步。

　　今年的两会上，代表和委员发表意见很少见到照本宣科的，无论是审议报告还是提交议案，较往年相比，大家都更直接，更实在，即使是官员身份的代表委员也少见八股式的发言，便得今年的两会民主气氛空前高涨。场内场外，现实中以及网络上，公民舆情形成了很直接的作用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切实关注民生的具体问题，几乎就没有发言的余地。

　　议事民主有政府的功劳，反过来它还要更进一步促进政府再进步。比如电视报道了西安廉租小区六年分配不出去的事，相信就会有直接作用。房子盖好了没人住，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怎么分配才公平合理。这表明他们追求公平正义的能力实在欠缺得厉害，这样的政府部门今后就没法向公众交待了。

　　对待民生问题以前存在两种错误认识，一是以为民生问题是可以依靠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解决的，所谓“蛋糕大了自然就好切了”，从西安廉租房分配这个小例子来看，事情绝对不那么简单。第二种认为，民生问题不过是一堆杂事，就像家里搞卫生，又费劲又不出成绩。所以就尽量逃避，把精力都集中到经济指标上去了。现在，中央政府把民生问题作为头等大事，这就给全国各地、各级政府提出了最严肃的考试题。

　　那么从哪里开始呢？这是人们最想从政府那里知道的问题之一。因为在民生的各个领域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听上去看上去非常混乱。比如吴敬琏先生就反对火车票春节不涨价，认为是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范敬宜代表主张要废除高考制度。各级政府都在全力以赴压低房价，但就是有不少地产商和学者站出来反对。这些言论正确与否先不论，起码要肯定的是，他们大都是经过了理性思考的，在提议者那里是有一颗很坚定的责任心的。

　　听谁的不听谁的，成了一个难题。对于政府和普通老百姓来说，都需要一个并不轻松的判断。听不懂或者弄不明白谁是谁非，在老百姓这里是可以放在一边的，在政府就做不到。不能都像西安那样把好端端的房子放在那浪费着，政府责任无可推诿。

　　我们还是拿春节火车票为例，吴敬琏先生讲的市场规律本身是没错的，但是政府肯定不敢接受，因为政府不能用市场经济理论的书籍挡住眼睛，对成千上万的百姓视而不见。春运或许是最典型的中国特有的国情之一，完全任由市场摆布会是什么样，政府不敢做这样的试验。再说房价，政府想尽办法要稳住，但房价还是一直往上走，最多是升的幅度有多有少。怎么办？不控制不行，控制过了，方法太直接了，又说被说成是“有形之手伸长了，行政干预市场了，政府要膨胀了”等等。事实上，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最忠诚的自由市场理论者当中，也少有人能够明明白白地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划出清楚的界限来。少有人能在政府行为的定性上是非分明。本来嘛，政府原本就是市场经济下不可或缺的一员。

　　因为上述原因，我们会发现各地政府或一个政府在不同事件、不同时期总有不同表现，时而出现反反复复的现象，对待事物的态度有时会呈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这些都表明在执政理念层面不统一，在执政本领上因人而异。

　　现在，政府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重大民生领域面临着考验。说到从哪里开始的问题，看来要在更高一个层次上思考，先从确定方法论开始。不能因为谁喊得急，谁的声音大就先解决谁的问题，我们主张要先从根本上确定方法论，要从制定议事规则开始。就是说，要从规范人们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参与议事，确定政府用什么机制选择方案开始。

　　因为，在议论纷纷的舆情下，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的议事规则，没有一定的程序做保障，某些言论的影响力可能被不合理地放大，从而导致政府在选择上出现偏差。而且，没有科学的议事规则，除各方利益者吵成一锅粥之外，政府自意识的行为也会增多，并且得不到控制。

　　要确定从哪里开始解决问题，前提是看你用什么办法，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确定，马丁·罗伯特将军出版于1876年的小册子《议事规则》，在西方世界风行了一百多年了，他的那套办法成为了不是法律的法律。为那些使用这些规则的政府提高效率做出巨大的贡献。当然，中国的国情和体制与西方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制定适合自己的议事规则。无论是政府官员提出自己的施政报告，还是

人大代表、委员提出自己的议案，或者是专家学者社会精英，大家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时候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办，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形成最终的政府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决定更接近科学和正确，使社会民主表达得更充分更平衡。我们认为这应该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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