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 减缓经济大幅度震荡

　　FN记者 柳立

    本期做客嘉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伟

　　刘伟 1978年春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1989年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评定为博导。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主编。

　　主要学术活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围绕上述领域，发表学术论文已逾百篇，仅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三份高水平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已达20篇。出版多部学术著作。

　　获得多项学术奖励，包括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两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两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获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不同领域中的反方向失衡，加大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选择的难度。对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指出，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松紧搭配”，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 减缓经济大幅度震荡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不同领域中的失衡呈严重的反方向性，不同领域中的反方向失衡使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难以从总量上进行方向性选择。面临这种两难局面，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作出何种选择？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松紧搭配”效应如何？就此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

　　记者：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征在于不同领域中的失衡表现出严重的反方向性。这种反方向性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⑴固定资产投资领域需求增长过快，但同时消费领域需求增长乏力；⑵物价总水平，尤其是消费品物价水平很低，但同时社会对于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尤其是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高；⑶经济增长年均速度较前些年(1998~2002)的平均7.3%，显著上升至10%以上(2003~2006)，但同时，失业率成倍上升，城镇登记失业率由前些年的2%略高的水平上升至接近5%；⑷经济增长势头强劲，2003年以来保持在年均10%~10.5%的高速度，但同时产品相对过剩及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⑸外需(出口)持续高速扩张，进而导致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大的失衡日益严重，但同时内需扩张动力不足。

　　记者：不同领域中的反方向失衡是否加大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选择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抉择应当遵循什么原则？

　　刘伟：根据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典型状态，无外乎两种基本情况，一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非均衡，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严重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进而加剧经济中的一系列失衡；二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非均衡，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显著的经济不景气，尤其是失业率显著上升。基于这两种典型的总量失衡，从总需求管理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倾向，可以是两种基本选择，即或者紧缩(如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或者扩张(如以降低失业率为首要目标)。而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失衡表现出深刻的结构性的反方向性，因此，简单地同方向的总量政策选择极其困难，对于缓解失衡的有效性也极其有限，同时，若是简单地同方向政策选择还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如果说，在“九五”计划期间，受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条件的限制，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表现为全面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而整个“九五”期间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紧缩保持不变，有其历史客观性；而在“十五”计划期间，同样受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体制背景制约，经济失衡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经济不景气及失业率上升，因而以扩大内需为首要目标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整个“十五”计划期间保持不变，是符合实际需要的。那么，在现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既难以选择紧缩，也难以选择扩张。若选择紧缩总需求，对于抑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对于降低通货膨胀压力固然有利，但却会加剧消费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以及失业率升高的矛盾。若选择扩张总需求，对扩张内需、缓解失业固然有利，但却可能同时加剧投资需求过热，通货膨胀预期高等方面的失衡。

　　通常面临这种两难选择局面时，能够作出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在判断一定时期哪方面的失衡矛盾对国民经济均衡增长威胁最为严重的基础上，做出针对性的政策选择，为克服或缓解主要威胁的失衡，宁愿以加剧其他方面的失衡为代价，比如假定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以及通货膨胀压力增长是威胁国民经济均衡的主要矛盾，那么，采取紧缩性的宏观措施就成为必要，为此宁愿加剧失业等不景气的矛盾。反之亦然。这里的关键是对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为克服这一主要威胁，国民经济能够承受的其他方面的失衡加剧的程度要能够作出清晰的认识。二是在难以对主要失衡作出明确判断的条件下，在国民经济不同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松紧”搭配的原则，即货币政策紧缩的同时，财政政策采取扩张倾向，或者反之。这里的关键在于“松紧”的程度选择以及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结构性失衡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松紧”结合方式。

　　记者：应如何实现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松紧搭配”效应？

　　刘伟：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对总需求仍然保持扩张态势，而货币政策则选择紧缩。

　　先看财政政策，就财政支出而言，财政赤字并未减少，只是在2002年赤字达到3149.5亿元后，略有减少，但仍连续多年保持在2000亿元以上的规模，并且2005年比2004年财政赤字规模还有所扩大。在国债上，2002年国家财政发行的国内债务为3228.77亿元，而到2005年已增大到6922.87亿元，翻了一番；显然，财政支出政策仍然保持着刺激需求的态势。就财政收入政策而言，2004年以来我国进入新一轮税制调整，新一轮税制调整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对分税制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分税过程中，中央税收占的比重大，增长速度快，而地方财政收入在税制上税源分散、不稳定，且征缴成本高。到2005年，中央税收占全部税收的52.3%，全国总的地方税收只占总税收的47.7%，越是基层政府财税困难越严重。在地方财力产生问题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税费要求必然提高，因而加剧企业的税费负担。所以，自2004年提出新一轮税制调整，包含深刻的减税要求，尤其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首先，开始实行新的

出口退税办法，尽管地方政府未必满意(因为原来的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退，新的办法则规定地方政府承担其中25%)，但对出口企业来说等于加速并规范和严格了出口退税。其次，在所得税方面加以调整，包括上调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及酝酿和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所得税率，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为33%，比外资企业高出近一倍。为体现公平竞争，内外资企业统一所得税势在必行。对内资企业来说，这种所得税率的统一，同时意味着所得税大幅下调。其三，在增值税上试行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技术设施等也如同购进的中间投入一样，进入增值税抵扣部分，对企业，尤其是对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减税措施，并且这种增值税转型已经在东北地区作为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政策之一开始付诸实施。这一系列减税措施表明我国现阶段在财政收入政策上同样采取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

　　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反，近些年来货币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持续紧缩。由于2002年银根的松动，尤其是到2003年信贷增长更快，截至2003年6月30日信贷总规模已相当于2002年全年放款总额的130%，而2002年的货币供给就已经显著超出了往年的平均增速。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性(美国、欧盟通常为6~18个月，据测算我国大体为7~24个月)，中央银行在2003年春就拟采取紧缩措施，虽然后来由于受“非典”影响未能实施，但“非典”之后，自2003年9月起，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为标志，直到现在，中央银行连续出台紧缩措施。特点在于：首先，保持较长时期的紧缩持续性，自2003年9月至今，已连续40个月抽紧银根；其次，每一具体紧缩措施的力度均不大，大都在小范围内进行调整；其三，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到严控信贷规模，再到上调利率等，全面收紧。

　　记者：对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效应方向性差异应作如何评价？

　　刘伟：首先，在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矛盾运动的主要失衡方向尚不十分清晰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采取“松紧搭配”的原则，一般来说，有助于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提高，能够减缓“双松”或“双紧”带来的经济大幅度震荡。正如前边已谈到的，在总量失衡的基本方向并不十分清楚，尤其是在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存在较为突出的不同方向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失衡时，采取“松紧搭配”的原则是较为稳妥、且风险较小的选择。能够形成这种货币、财政政策松紧结合的宏观经济政策态势，与我国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的进展有着深刻的联系，至少表明传统的行政性集权的国民经济管理方式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市场化的进程使宏观经济失衡产生了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市场化的进展也要求并推动政府职能及实现职能方式发生深刻的转变，财政职能及体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没有这些体制性的变化，难以想象产生“松紧搭配”的政策格局。

　　其次，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方向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被动性，而不是充分的主动的政策选择。因为，一方面，这种差异的出现，在体制上尚不是真正建立在公共财政体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扩张性选择尚不是以公共财政职能转变和公共选择的民主财政体制为基础的主动选择，而货币政策的紧缩性选择也并非真正建立在央行独立以及相应货币政策独立的基础上。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目前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方向性差异，既是以市场化改革深入为基础，同时又是市场化进程不够深入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差异的出现，不仅不是建立在对宏观总量失衡有着较为明确判断的前提下，而且，对失衡的量的程度以及松紧结合的度的把握也缺乏较为准确的认识。因此，目前的“松紧搭配”的科学性尚有待进一步提高，否则难以摆脱政策选择上的被动性。

　　其三，这种货币与财政政策效应方向性差异的产生，从一定意义上表明单纯的总需求管理在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中有很大的局限。也就是说，就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而言，若仅仅从总需求管理入手进行调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应在方向上难以协调，尤其是在“货币流动性陷阱”已开始显现的条件下，采取提高利率等收紧银根的政策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储蓄倾向，商业银行会面临更大的存贷差压力，流动性过大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矛盾也可能进一步尖锐。这也表明，在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中，不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效应在方向性上有差异，而且货币政策在以需求管理为目标的宏观调控中的有效性也已开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