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代表参政新视野

　　本报记者 张凤安 陈小莹

　　这些天，周晓光已经成为北京和浙江之间的“飞人”。

　　她是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2月26日，周晓光从义乌飞赴北京。27日参加全国妇女“巾帼建功”标兵的领奖。当天晚上11点飞回义乌。3月1日下午，她又从义乌驱车三个小时赶到杭州，拖着沉重的行李和一大袋的议案和建议，向会务组报道。3月2日与其他40多位浙江全国人大代表从杭州一道飞抵北京。

　　无论如何忙，每年3月初的半个月，周晓光都要空出来。而实际上，从前一年的8月份开始，她就已经为来年的全国两会作准备。此次，她将提交给全国人大的议案56件，建议10件。

　　在浙江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中，周晓光已经成为参政议政的标杆。但还有很多非公经济代表，并没有出现在这样的场合。而他们参政议政的图景，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到场与缺席者

　　在浙江的人大代表群中，周晓光有了一个雅号——代表讲师。

　　从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到2006年之间的四次会议，周晓光向全国人大一共提交了70份议案，80份建议。这还不包括向浙江省人大、金华市人大和

　　不仅如此，周晓光则被浙江各级人大邀请去给人大代表讲课，谈如何当好一名人大代表。2006年底，一本厚达120页的《周晓光：我当人大代表回顾》，作为今后的讲本已经面市。

　　“代表不能只是吃吃馒头，举举拳头。”周晓光说，要善于运用人大代表这个平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她和她的周晓光代表工作室，从人大会召开前一年8月份开始收集民情，锁定题目，做专业性调研，召开各种座谈会，整理材料，并最终撰写议案。

　　议案和提案是浙江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政议政的一个主要方式。而向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当面建言，则是另外一种途径。在今年2月初，全国人大法工委就两税合并草案征求意见时，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呼吁——“小企业和家政服务公司，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但税收那么高，叫他们如何发展。”

　　不过，在参政议政的浙江民企方阵当中，则出现了另外一种忧虑。

　　在一个月前结束的浙江省两会上，来自非公经济代表的建议、议案和提案来自民企代表和委员的并不突出。以政协为例，在537件提案中，来自工商联界别21位委员的提案仅有23件，仅占总提案的4.28%。

　　在民企代表占22%的浙江省人大温州代表团，会聚了像王振涛、周成建、胡成中、钱金波、周大虎等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但在这次人大会议上，温州团总共提交的55件建议和议案中，只有两件建议是由民营企业家领衔提出的。上述民企老板代表无一领衔提出建议和议案。

　　在2月1日上午进行的工商联小组最后一次小组讨论会上，12名应出席的企业家委员只来了4位。而这样的场景在1月28日浙江省政协开幕当天下午，第一次工商联小组讨论会上已经出现：仅有6位企业家委员出席，原本两个小时的讨论会也提前收场。

　　不仅政协，在1月29日开幕的浙江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也很难见到一些知名民企代表的身影。“66位代表没来，怎么这么多？”人大开幕式当天，主持会议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的轻声问询，通过实况电视播了出来。

　　宏调压力下的参政

　　“可能与这是本届人大和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有关。”在回答部分民企老板代表委员为何缺席时，上述解释成为一种默契。而人大和政协会务组的工作人员则说，那是因为年关正是企业家最忙的时候。

　　这种说法也得到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晚报新闻部主任郑雪君的认可。这次人大会之前，她组织温州的10来位人大代表开了一个集体代表博客。其中就包括两位企业家代表。“他们太忙了，没有时间上博客。”郑雪君无奈表示。

　　民营企业代表提案和与会次数的减少，职责行使的减少——“这反映了一种退缩型和规避性的民企参政议政特征。”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董明教授解释说。从2001年开始长期观察和研究浙江民企参政议政，她将浙江民企从政心态归纳为以下三种：恢复型、补偿性从政；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和民主型、公益性从政。

　　“其实当时我预感到还有第四种特征，就是退缩型、规避性从政心态。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董明认为，这种心态也正是2004年以来民企生存发展的生态写照。

　　像温州等浙江的企业家，因为行业生态变化和国外反倾销的波及，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企业上。作为钱塘江上游兰溪市的水泥企业老板，浙江立马总经理章树根尝到了这样的压力——“我在浙江的企业，每年是亏损几千万，但在省外的企业，是每年赚几千万。”

　　“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做大做强。”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说，为了企业发展，他现在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浙江、三分之一在其他省份、三分之一在国外。

　　“如果没有了企业，或者企业做得不好，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宏观调控后以来，民营企业家更多为企业发展奔波，有的无暇顾及代表委员职责了。”董明如是总结。

　　在这次浙江两会上，为自己疾呼的两类企业家，除了农业龙头企业代表，还有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代表。而他们正是宏观调控下的宠儿。

　　杭州龙盈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蒋莉萍和“冠华兔业”的董事长江芬儿，作为农业龙头企业代表，不失时机在省委书记参加的会上，介绍企业的发展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并在发言中呼吁政府支持。

　　而杭州华立集团总裁汪力诚则在发言中建议政府给予浙江企业走出去大力支持，解决他们在泰国开设的浙江工业园区缺乏国内企业入驻的问题。

　　新的参政视野

　　“民主型、公益性从政心态还不能说占主导地位，但其作用越来越凸现。”董明表示，这是浙江民企参政议政方阵中，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向上生长力量。

　　而房价、慈善、民企责任，这些话题已经成为今年浙江两会民企代表委员踊跃发言的着力点。

　　“期房销售改成现房销售。可以通过税收杠杆调控房价，对于90平米以下的房子给予老百姓减免税，对于别墅等高级住宅应征收高税。”

　　做出这番表述的吕文广不仅是浙江省人大代表，同时也是浙江永康先行集团董事长，涉足房地产已有多年。从2003年开始，吕文广在过去的五次人大会议上，一共提了25件建议和议案，大多涉及教育、职工福利等民生话题。

　　“我新开的一家高科技企业，一共170个职工，但是我们准备了150套房子，就是准备分给其中的优秀职工。”吕文广说，他的企业能解决职工住房问题。

　　还有代表把视野放得更开。66岁的茅理翔，方太集团的董事长，提交了一份《关于关于县域块状经济创新商业模式的建议》，以应对浙江块状经济存在的“重复投资、无序竞争，制造能力严重过剩，低价倾销和缺乏品牌”问题。茅理翔说，这是他在过去一年参加各级人大组织的调研和座谈会上得到的企业家们关切的问题。

　　还有很多代表在通过新方式加强和民众之间的互动。相比茅理翔传统的征集建议和议案的方法，温州的10位省人大代表集体在网上征集民意，甚至开辟了集体博客，像王振滔等温州知名企业家也加入其中。

　　同样来自温州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则在自己的博客上把2003年以来的提案一一列出。全国人大代表南存辉则将自己的参政议政所思所想公之于众。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之间，民企老板代表委员群体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董明说，浙江民企老板实际上正在开辟企业家代表委员和社会互动的多元渠道和机制，并将这些基层民意上升为国是。

　　这些正在变化中的浙江民企老板参政议政风格和视野，不仅为民主政治增加了活力，也通过自身的榜样力量，传达感染给了他们这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