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实现发展模式的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定军

　　新春伊始，“公平正义”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词。

　　2月26日，新华社发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首次和发展生产力一起，被并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

　　与此同时，劳社部草拟了覆盖全国城镇居民的“全民医保”试点方案；发改委发布“中国2006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坦承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不力，

　　全国“两会”前夕，这一系列紧扣“公平正义”主题的动向，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瞩目。

　　在此背景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21世纪》：温总理的文章，把实现公平正义和发展生产力一起并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这一提法过去前所未有。您对此怎么看？

　　周天勇：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确实比过去强大了。按照刚刚发布的统计公报，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20多万亿元。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加上土地出让金、社保等预算外收入，已经占GDP的30%以上。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专家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德国，有望在近年达到世界第三位。

　　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公平的基础，而要在短时期内实现各方面的公平，实际上我们的财力还达不到。我们4万亿的财政收入，每人平均也只有3000多块，而美国是人均100000元，是中国的30倍。所以我们要考虑自己的财政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研究及其判断等等都是一个体系。从小平的两步走、三步走战略，一直到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都是一个体系。这是一个继承、发扬、创新的东西。所以总理强调初级阶段理论，大家也要回到这个理论中来，去认识我们的国情。发展是硬道理不会过时。

　　当然，在政府的财力增强的条件下，一些公共产品可以免费供应，比如义务教育免学杂费。但是需要财力有实力。要看什么东西，需要分类。

　　关键是发展模式不公平

　　《21世纪》：您对公平正义的含义是如何理解的？

　　周天勇：最关键的是发展模式的公平。比如人们创业就业的机会很多，劳方和资方的力量均衡。劳动的参与率是很高的，劳动的分配能力很强。这要在失业率很低，劳动需求量很大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只有解决这个公平，再解决别的公平，比如养老等。

　　拉美国家重视以大企业、大资本推动经济发展。日本、韩国、台湾则鼓励创业。结果不一样，比如巴西贫富差距是增加的，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变化不大。巴西1953年的贫富基尼系数是0.53，1975年是0.35，2000年是0.6。中国台湾地区，1953年时的贫富基尼系数是0.56，1975年时是0.28，2000年0.32，日本1950年0.31,1975年0.34,2000年0.30。韩国1953年0.34，1976年0.39，2000年0.31，比较稳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基尼系数倒U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实际并非如此。创业多，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就多。企业多，就业机会多，失业率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就少。这样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才能降低，社会才能实现公平。

　　我们需要在发展的时候选择一种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创业的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所以，要实现公平正义，首先是要在公平和正义的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劳动、创业等权利先得到保障，然后才可解决税收调节问题、财政的公共服务问题、社会保障等支出结构问题。

　　《21世纪》：什么导致了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存在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

　　周天勇：有几个问题。一是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一些政府贪大求洋，对外资优惠，对内资歧视。本土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导致外资分配多，国家分配多，资本分配多。劳动分配能力弱，社会就会不公平，这是扭曲的发展模式导致的。

　　还有一种是关系没有处理好。要处理好发展大企业和发展中小企业的关系，要处理好创新与创业的关系。创新是增强国家竞争力，是强国，创业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是富民。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管理与老百姓创业就业的关系。要处理好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护、调动人民群众创业就业的活力的关系。

　　再有就是的确存在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比如从中小企业收费罚款太多，也代表对经济的管制思想有问题。总是管，但是管好还要放活没有好好考虑。

　　《21世纪》：您认为应当如何来纠正这个发展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呢？

　　周天勇：行政执法不能商业化。本来行政执法司法是个政府的管理问题。在国外检察官是国家发工资，我们是商业化。是设一个机构，去收钱。国外也交钱，但是像英国有一个制度，对于中小企业的中小诉讼，或者一些穷人的诉讼的受理有一些制度规定。诉讼费与法官的收入没有关系。而我们是小的诉讼没有钱很难受理，同时诉讼费与法官的收入有直接的联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执法司法要与利益分离。这是实现正义与公平的一个原则。城管、消防、质检、交通运输管理等行政机构商业化问题，行政就是行政，财政需要养起来，不能收钱。这是最不公平的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回避谈这个问题。

　　政府可以有所作为

　　《21世纪》：如何调整发展模式，使得正义公平性得以体现呢？

　　周天勇：政府的发展模式，思路上要进行调整，既要发展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又要发展中小企业。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和领导对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户关注度不够。

　　要处理好创新和创业的关系问题，创新很大程度需要技术进步，意味着要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所以创新需要一部分人，更多的人是要去创业。

　　我们提高国家竞争力，国强要进行创新，富民要进行创业，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

　　同时，要解决好市场经济秩序，充分发挥社会活力的关系。市场经济秩序如何管理需要处理好关系，既要科学的监管，形成市场机制，又要把经济放活，使得老百姓有公平就业创业的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