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猪宝宝碰撞妇幼保健软肋

　　何建红

　　今年是猪年，猪在所有生肖当中，有着吉祥富贵的寓意，于是扎堆生“金猪宝宝”就成了今年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据相关报道，目前许多大医院的产科床位频频告急，一些专科性妇产医院，更是“一号难求”。单是北京一地，据专家预测，今年的婴儿出生人数将达17万人，比上年增加近5万人。针对这么庞大的出生人群，我国相对应的妇幼保健体系又是如何？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情况似乎不容乐观。

　　不该花的钱花了不该省的钱省了

　　在我国，妇女、儿童占总人口的2/3，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关系到国民的健康素质和整个民族的未来。建国以来，我国政府根据国情，通过建设妇幼保健机构和基层妇幼保健组织来为妇女儿童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务，并将妇幼基本保健的提供作为公共卫生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卫生服务筹资机制的改变，政府补助占妇幼保健机构收入的比例下降。妇幼保健机构为了维持正常运转，不得不拓展非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逐步呈现“重临床、轻保健，重有偿、轻无偿”的发展方向，最终导致妇幼保健机构公共卫生特征逐渐淡化。

　　保健机构服务功能的削弱也导致一部分医疗机构开始开拓妇幼保健方面的业务，并把它作为一种临床创收业务。据记者调查，北京市民目前生个孩子，少则要花三四千，多则要花两三万甚至更高，因此出于现实的考虑，许多孕妇往往通过省去一些保健服务项目来节约开支，一些孕妇甚至直接到

医院生产，之前需要的一些产前筛查、产前体检和保健，统统省去。

　　

北京大学医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告诉记者，在许多国家，妇女生产保健费用都是由国家财政承担，属于公共卫生的范畴。妇女生育不仅全部免费，还可享受生育津贴。而在我国，尽管城市已经开始推行生育险，但是许多费用依然很难落到实处，如生育津贴等。

　　妇幼机构保健功能的缺失以及公民主动保健的积极性不够，带来的是整体国民身体素质难于提升。当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中，与卫生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指标是：人均期望寿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有关部门统计显示：2001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30/10万，而日本和美国孕产妇死亡率低于5/10万。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8年前曾达到了41‰，目前还高达33‰。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我国的妇幼保健水平严重滞后，目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中下水平。

　　妇幼保健“下沉不足”

　　我国1986年发布的《妇幼卫生工作条例》第28条明确指出：为保证妇幼卫生工作正常发展，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卫生事业的增加，妇幼卫生经费应在目前只占3%~5%的情况下，逐步增加到10%左右。但是，到2003年，除个别省市外，政府投入妇幼卫生的经费仍然仅占卫生事业费的5%左右。

　　北京海淀妇幼保健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国际配备标准，地市级的海淀妇幼保健院需要配备61-90名专职保健医生，有着300万人口的整个辖区社区服务中心从事妇幼保健的医生需600人。而目前，该院专职从事保健的医生只有20人，整个辖区仅187人。“经费不足，人员不够，公共保健工作自然就做得粗，比如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妇幼保健工作的重要工作都难以到位。目前，城市中每年孕妇剖腹产比率一直居高不下，实际上也和妇幼保健工作不到位有关。”

　　在我国，除了各省市县的妇幼保健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农村各村镇卫生院(所)还承担了大量基本的妇幼保健工作，它们是妇幼保健体系中的最基层机构。然而，它们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相对于妇幼保健机构，基层妇幼卫生部门投入状况就更不容乐观。一些社区卫生机构的人均投入比例仅占妇幼保健机构的27%，村镇卫生院(所)的投入就更是微乎其微。

　　80年代以前，赤脚医生不仅承担着广大农村的基本医疗服务，而且也肩负着农村妇幼保健的大量工作，然而随着卫生投入的减少，赤脚医生队伍逐步解体，农村的妇幼保健工作也近乎停滞。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孕产妇基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她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都必须由自己承担。近一两年，在农村推行的新合作医疗体制给广大农民看病带来不少实惠，但对于妇幼保健方面的工作，依然未做明确的规定。

　　专家呼吁，为了保证居民的妇幼健康水平，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社区卫生机构及村镇卫生院(所)作为妇幼保健基层机构的重要性，明确不同级别妇幼保健机构的职责和功能，将基本妇幼保健工作落实到基层服务机构，并随着其功能的“下沉”，将相应的卫生资源“下沉”。

　　流动孕产妇监管缺失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逐步向城镇转移。各城市“打工族”比比皆是，庞大的流动人口群成了我们这一时代新的历史特征。而在这股流动人群中，有一支不小的孕产妇群体，她们流动的随意性给农村妇幼健康保健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本来就紧张的农村妇幼保健经费，不可能让她们有能力去各地调查访问。而城市中，对流动孕产妇及新生儿的管理也近乎空白。

　　目前在许多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妇女在生育前都必须办《母子保健健康档案》，该档案记录了孕产妇整个生育过程的情况以及新生儿的健康、接种状况，这对妇女、儿童的健康管理及健康指导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各大城市的健康档案都主要是针对本市居民。而对于流动孕产妇来说，城市里高额的生产费用更是让她们望而却步，这也是近几年流动孕产妇在城市里命丧非法接生婆之手等事件频频见诸报端的重要原因。据资料显示，在北京，流动孕产妇死亡率为44.9/10万，是本市户籍孕产妇死亡率的3倍。

　　为了保障流动孕产妇能够接受基本的妇幼保健服务，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我国开展“城市流动人口妇幼保健项目”试点工作。北京朝阳区作为我国三个试点之一，近日已启动危重孕产妇及高危围产儿救治网络。今后，凡是在朝阳辖区内妊娠、分娩时遭遇生命危险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都负有检测、报告、无条件要求专家会诊和就近急救的责任。同时，该区还拟定点为流动孕产妇提供低价、限价孕产服务。

　　然而，这样的服务计划目前进展并不顺利。据朝阳卫生局表示，为众多贫困流动孕产妇提供保健服务和健康管理需要资金支持，低价、限价等服务的提供需要卫生部门与民政、财政、公安、计生等部门协商推出，而且确定流动孕产妇的身份不容易。另外，他们也担心，启动这些孕产服务，会造成更多低收入流动人口为生孩子涌进朝阳。流动孕产妇健康保健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有待时日。

　　尽管目前我国妇幼保健工作困难重重，但不少利好消息还是让人振奋。1月5日，卫生部发布了《妇幼保健机构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妇幼保健机构是由政府举办，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公共卫生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并要求坚持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

生殖健康为目的，切实把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和城市社区。

　　重树妇幼保健工作的公共卫生特征，是呼唤妇幼工作从“重医疗”向“重保健”的一种回归。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近日在一次电视谈话中也明确表示：今年公共财政将大力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希望在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分配中，妇幼保健卫生体系能分到它应有的一杯羹。让“金猪宝宝”在第一声啼哭中，就感受到公共财政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