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长三角农村金融调查专题：浙江岔口

　　本报记者 李伊琳 陈昆才

　　·编者按·

　　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点题，到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热议，一场更为深刻的农村金融改革业已开展起来。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对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等地进行了采访。无论是江苏省银监局的调查报告、央行合肥中心支行的汇报数据，还是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社的三种改革方案，均透露出农村金融改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显示了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中，农信社改革、民间金融发展都存在很大的空间。

　　然而，收官在即，政策风向让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社(以下简称“浙江省联社”)改制之路陷入尴尬境地。

　　一名参与改制的官员介绍，之前拟订的浙江省联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已有变数，目前拟有三种方案待定。

　　这三种方案的形成，由两大争议催生。

　　股权之惑

　　2月6日，全国合作金融工作会议上，银监会提出，农信社改制“以股份制为主的方向进行改革”。

　　此前，农信社改革大致按各地特点分三种模式：即以上海、北京为代表的农商行模式，以江浙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银行模式，以重庆为代表的农村信用联社模式。但浙江所遵循的农村合作银行股权结构又不同于江苏，浙江实行的是“股份+合作”。

　　早在2003年4月8日，中国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在浙江宁波鄞州诞生，命名为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当时实行的“股份＋合作”模式引得举国上下一片争议。但在争议声中，浙江的农信社改革还是继续这一模式进行。

　　浙江81家县(市、区)农村信用社有26家选择了农村合作银行。

　　在此基础上，2004年4月，浙江组建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省联社。浙江省政府成立这个金融机构的初衷就是，授权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一个省级管理机构。并定下最终改革目标：浙江省联社向浙江农村合作银行转变。

　　然而，政策上的变化，使得“股份＋合作”模式再次引起了争议。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认为，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结合颇为“不伦不类”。

　　由于“股份＋合作”模式带来的特点就是股权分散，这也潜藏风险。尽管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退股事件，但有数据显示，个别地区农信社在退股管理上比较随意。

　　不仅如此，有农信社人士认为，信用社分红兑现难，挫伤了社员入股的积极性，这一因素同样影响了农信社的股金稳定。

　　不过，也有人认为改革应该因地制宜。“由于浙江民间资本发达，城乡区别不大，不存在上述问题！”浙江一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这么表示。

　　三套方案

　　省联社改革引发的又一争议即是省联社与下属金融机构的身份尴尬。

　　目前，浙江省联社下辖农村合作银行和信用社总计81个。其中包括，26家农村合作银行，42家统一法人联社，13家两级法人联社。

　　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浙江省联社三套改革方案分别是：不改制，保持目前状况；成立省一级的农村合作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制；成立省一级的农村合作银行，实行两级法人制。

　　“我们省联社的改制更热衷于成立省县两级法人制的农村合作银行。”该名参与改革的成员分析，一级法人的弊端我们感觉是在支农方面。省联社与基层的距离相对比较远，假如实行一级法人制，相对会拖长业务流程，这样不利于发展。

　　实行省县两级别法人制度后，省联社以服务为主，与基层机构在业务上错开经营。

　　很明显，浙江省联社的改制倾向于第三种方案，对此，在春节前，有关部门举行了一届七次社员大会专门探讨了这个浙江联社的身份转变问题。

　　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副局长杨小苹表示，省联社只有管理职能，没有经营职能，而下辖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信社由于规模小，很多业务不能开展。身份转变后，则可以在很多业务上为基层小法人金融企业搭建平台。

　　杨小苹透露，如果得到银监会的同意，将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方案，目前较粗略的方案是，未来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资本金是8亿—1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