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厅格外热闹。本该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现场，9点钟已经有记者的身影了。

　　所有记者在进门之后都习惯性走向左侧的桌子。但与往常不同，本应摆好发布会书面材料的那张桌子却空无一物。时钟上跳动的秒针在一次次挑战者记者们的耐心，会场内的记者或徘徊于那张桌子周围，或一遍遍将目光投向门外。

　　9：50，怀抱材料的工作人员一走入会场立刻被记者们团团围住，材料还没有被放到桌上，就被心急的记者“抢”走了不少。

　　这份材料上公布的是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而记者们最为关心GDP数据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在随后的发布会上，刚刚上任3个月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被中外记者“紧逼盯人”般追问了两个小时，其间大部分问题亦与GDP有关。

　　岁末年初，人们习惯性地对刚刚过去的一年进行全面盘点。根据各省陆续发布的统计信息，2006年，我国GDP超万亿的省市又添新军，上海以10296万亿元，成为第一个GDP过万亿的直辖市，“万亿俱乐部”扩编为7省（市）：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上海。

　　在数字改变的背后，百姓的生活也在悄悄改变……

　　财税改革：关注百姓生活

　　2006年的超收将主要用于教育支出、对地方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解决出口退税陈欠和当减少财政赤字等，并预留一部分用于缓解2007年预算安排压力，做到收支平衡。

　　———媒体援引财政部消息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2006年全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面对10.7%的GDP增幅，两倍于此的税收增幅显得有点惹眼。

　　另一方面，由税收导致的财政收入也在增加。在去年12月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表示，预计2006年全年财政收入达到3.9万亿元。而根据2006年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全国财政预算收入为35423.38亿元，这意味着2006年的财政超收收入至少在3000亿元以上。

　　国家经济发展了，财税收入增加了，老百姓获益几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税收学会副会长安体富认为，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即税收占GDP的比重约为18%，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并不算低了，甚至稍微偏高一些。如果加入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这一比例大概会达到22%，明显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水平。

　　“近几年，我国税收连续增长，特别是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增长比较快。2006年税收增幅又达到GDP增幅的2倍。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估计未来3~5年内，税收还会较快增长。”安体富提出：“我国的宏观税负多高才合适？要不要控制？我认为这是税收发展战略应该考虑的问题。”他主张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减税。

　　安体富认为，我国在税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增长快的主要原因是在不断加强征管，使得实际税负和名义税率比较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结合我国新一轮的税制改革适度减税。

　　近段时间，我国先后取消了农业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度，同时实行了增值税转型的试点，并对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安体富认为，这些都属于适当的减税措施。

　　有测算表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会使国家减收税款近1000亿元，增值税转型也会达到这样的数额。但安体富认为，以现在国家每年税收增加超过6000亿元的情况，应该是加快税制改革的大好时机。“我国的税负不宜太高，而且不能简单和国外相比，而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当前形势决定财税改革的方向。”

　　他认为，当前我国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企业则是创新的主体，所以国家在税收上要为企业留出余地，使企业有能力用自己的积累利润来解决研发费用。因此税收制度中要提高研发费用的提取。“我国企业的研发费用刚刚超过企业销售收入的1%，而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在10%左右。要提高这一比重，就要考虑对企业的税收不能太重。”

　　其次，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家还需加大力度。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支出约占GDP的4%，要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必须扩大社会保障范围，这同样需要在财税制度上留出空间。

　　同时，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工的工资还需要提高，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拉动消费，同时可以加大产品生产成本，有利于提高产品价格，对减少贸易摩擦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安体富认为，既然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已经不低，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控制节奏”：一方面国家政策上要留出空间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快税制改革。

　　他同时指出，税制改革所说的减收额度都是在账面上计算得来的，而实际上是减收还是增收还要看经济的发展和其他多方面因素。

　　他以个人所得税调整为例，向记者作了说明：自200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开始生效，其中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1600元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此前的规定为减除800元。以此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应该是减少的。然而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中显示，2006年全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452.32亿元，增收了358.41亿元，增幅为17.1%。“这一方面是由于税务机关加强了税收征管力度，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如果我们不提高扣除额，可能增长的更快。这就是账面和实际不同。”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也使低收入者获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全国减少个人所得税纳税人2000余万人。

　　安体富认为，未来的财税改革应该更加关注民生，让老百姓更多的从国家经济增长、GDP上升中获益。财政支出安排时，要倾向于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要惠及百姓。同时，财政支出也要更加透明。在税收改革上，要听取民主决策，纳税人应该有知情权和发言权。

　　记者注意到，2007年2月8日，财政部在其网站上公布消息：中央财政于近日预拨2007年春季免费教科书专项资金14.25亿元，将为22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4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而在此前的1月31日，财政部网站上已经公布消息：中央财政向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预拨了2007年春季学期免除学杂费和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资金92亿元，其中，免学杂费补助资金75亿元，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资金17亿元。

　　GDP增高的数字正在化作财政的阳光，照向百姓的生活。

　　分层消费：只因钱包有别

　　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的财富积累已经达到了消费升级的临界点。我国人均消费从2003到2020年将增长10.8％，新的消费高峰就要来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由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拉动。

　　———国家统计局报告

　　GDP高了，可其中的消费占比和居民消费率却持续走低，储蓄率仍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410亿元，消费占GDP比重为36.5%，再次创历史新低。最终消费率约为51%，比10年前下降10%。

　　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认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随GDP增长而增长是必然的，但是中国的境况与按照国际通行的GDP和消费结构变化的理论却不相同。

　　统计显示，2006年全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上年增长12.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4%，加快0.8个百分点。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上年增长1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加快1.2个百分点。但是两者与GDP的增速均存在差距。即使是GDP过万亿的省市，也大多是人口众多，如此算下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高，这就直接导致了消费能力的减弱。

　　洪涛表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人均GDP1000美元就算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达到3000美元可以看作比较富裕；当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就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但是在消费层面，我国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层次消费水平。这一点即使在GDP已经超过万亿元的上海也是如此。按人均GDP计算，上海已经达到7000美元。按照理论，上海应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消费结构也应该上升。但事实上，城市内部的地区消费差异层次反而拉开了。

　　洪涛又以北京为例，进一步作出解释：

　　与上海一样，北京的人均GDP也超过了6000美元，而北京的消费层次同样是拉开的，洪涛将其称为金字塔结构。“在北京，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论，其消费水平在商业上应该进入农贸市场和菜市场消亡、而shop鄄pingmall发展的阶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洪涛分析，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北京的消费者中有几百万的民工、学生和工薪阶层，他们的消费能力远远没有达到人均6000美元的GDP水平，即使是属于中等收入的白领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异。

　　收入差距的增大形成了“有钱的不想买，想买的没有钱”的消费怪圈。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同时他们的高档消费也不能解决商品滞销问题。可是，消费需求潜力大、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却缺乏相应的购买力。

　　洪涛指出，正是由于消费层次的拉大，使得一些与GDP有关的消费理论在中国并没有完全出现。“因此，有人按照GDP对应发展商业业态，并在北京进行尝试，结果没有成功。”

　　洪涛还指出了城乡消费的不同。“目前，农村与城市的消费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同样都是在北京，农村和城市的消费结构就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农民的消费首要决定因素不是消费观念，而是收入水平。这就说明，目前即使是GDP相对较高的地区，居民消费仍然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

　　此外，居民不敢消费也是造成目前消费水平与GDP增幅不相匹配的一个原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表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应该进行终生的预算考虑，如果社会没有很好地提供养老、失业、医疗等计划，每个人都会加大个人社会保障储备，把钱存在后面。

　　在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同时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政府将投巨资加强农村道路、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

　　未来，GDP的增加将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国家也有能力拿出更多资金投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钱包鼓起来的居民也必将使得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旅游消费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出境旅游作为相对高端的旅游产品也渐入佳境。

　　据统计，目前我国出境旅游的客源分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5个省，大概占全国出境游人数的半壁江山。这其中有4个省（市）与GDP万亿俱乐部成员重合。

　　说起出境游的变化，在旅游业从业20多年的中国中旅（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时来顺深有感触：“早期的出境游真可谓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来问去过哪儿？回答：不知道！’如今的出境游可大不一样了，重内容、重档次成为趋势，有人专门去澳大利亚、塞班岛打高尔夫球。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香港游是内地最早开办的出境旅游业务。早在1983年11月，作为试点，广东省率先开放本省居民赴香港旅游探亲。1984年，国家批准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地区的探亲旅游。随着港澳地区与内地关系的日益密切，内地旅游者已成为港澳地区最主要的客源。

　　1990年国家开办中国公民出国探亲旅游，1991年第一个出国探亲旅游团队成行。中国公民出境探亲旅游的目的地最初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以后又增开了菲律宾。而目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已达132个。

　　与此同时，出境游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新兴旅游客源输出国。1992年出境总人数为292.87万人次，到2002年中国出境总人数已经达到1660.23万人次，增长5.67倍。尤其在2001~2005年，中国出境人数的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24.8%，其中因私出境人数的平均增长率高达35.9%。2006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更是创记录地达到3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时来顺告诉记者，早期的出境游大多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水平，比如到香港去买名牌，到东南亚去看当地的热带风光，一个线路就是三四个国家，旅游线路的设计也不尽科学。“当欧洲游刚开始的时候，旅行社打出的口号也是欧洲几国游。这样‘拉练’似的旅游很难和精神享受联系起来。”

　　但近年来，出境游的线路增加了，产品设计也变化了，休闲旅游、体验旅游等深度旅游产品逐渐被消费者接受，也成为各大旅行社的主攻方向。中旅推出的法国红酒文化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极光游等深度旅游吸引到很多游客。时来顺说，这无疑是经济实力和百姓生活质量提高的具体表现。

　　出境游的兴起也让市场主体逐渐扩大。1992年，全国只有9家旅行社被允许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探亲旅游业务。随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迅速发展，1997年7月，国家发布施行了《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并审批了67家组团社，中国出境旅游纳入政府的法制管理。2002年7月，《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国家旅游局审批了528家组团社，约占中国1358家国际旅行社的38.9％，占中国11600多家旅行社总数的4.5％。528家组团社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各地区主要的旅行社，出境旅游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谈到出境旅游与经济关系，时来顺对记者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出境旅游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体现，经济发达地区出境游人数相对也比较多。但也要看到，出境游同时与消费观念和签证权（地）有关。”

　　他以我国目前出境游集中的地区为例分析指出，北京尽管GDP没有达到万亿，但其经济实力、居民的人均收入、消费水平都处于全国前列。同时，北京居民的消费观念也比较超前，再加上各国使领馆和我国重要国家机关均在北京，这就使得北京这个拥有签证权城市出境旅游的人数在全国处于前茅。而广东、上海也都是拥有签证权的口岸，江苏、浙江则靠近上海，上海的签证权也便利了这些区域居民出境旅游。

　　旅游对于目的地的经济拉动作用显而易见。由旅游带动的餐饮、住宿、商业等行业的发展对目的地的经济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的发展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时来顺介绍，近年来，由于看好中国旅游者的消费能力，许多国家专门来华举办旅游推介会，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时来顺说，出境游中也包括商务旅游，一些考察团出国是带有招商和学习目的的。如果能促成外商来华投资或是借鉴国外经验以发展当地经济，这都将对客源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除了这些直接的作用，出境游对于客源地经济发展的反哺作用还显现在许多间接方面。比如，通过出境游了解目的地的文化、经济、商机，可以提高游客自身素质、开阔视野；通过旅游放松心态，达到精神上的享受，使旅客在旅游之后可以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对于个人事业发展和客源地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时来顺举例说：“如果翻看上世纪80年底末90年代初的出境游的照片，经常会看到许多中国游客在所有的旅游景点都穿着西装照相，这就是对国外文化的不了解。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了，绝大多数游客都会在休闲场所着休闲装。”可见在文化的交流中，出境游也在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另一方面，与出境旅游相伴的是国内居民兑换外汇到境外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我国当前外汇储备过高和贸易顺差也是有利的。

　　时来顺认为，随着GDP万亿俱乐部成员不断增加，可以预见中西部出境游的人数将逐渐增加。如果没有战争、传染性疾病等突发因素的影响，出境旅行人数的增长态势在今后10余年内还将得以持续。预计未来10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不会低于15%~20％。2010年中国出境人数将达到5600万人次。

本报记者 李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