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第二次经济大转型

　　未来中国企业是否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将依赖于国内是否有统一的市场和经济体

　　一位密切关注中国近年来增长与繁荣的美国教授，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的观点是，中国已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型，目前正在朝着第二次大转型挺进，即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不是地方市场。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在最近一次讲座中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经济的见解。

　　第二次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国门但国内市场的分化状况却更加严重”

　　马歇尔认为，中国的第二次经济转型即构筑统一的国内市场势在必行，只有如此，那些有能力在国内竞争中获胜，继而挺进国际市场的企业才能脱颖而出。这一次转型或许比第一次所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因为地方主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

　　但是，马歇尔相信，第二次转型的成功，对于中国保持长期的经济活力至关重要。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国家，包含多个不同的经济体。中央政府为解决面临的困难，已采取措施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往前看，未来中国企业是否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将依赖于国内是否能有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经济体。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除支柱型企业之外的大部分经济实行分权。根据行政分权政策，国有企业大部分的控股权下放至有关省级和地方当局手中，有时候甚至下放给企业管理人员。这种经济分权，让中国在90年代尝到了巨大的甜头，因为在分权体制的激励下，经济改革开放迅速推进到地方层面。

　　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推行实施了大多数的改革。许多改革都是实验性的。见效的就由中央政府纳为国策，无效的就立即抛弃。这种分权体制和根据实际经验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法，与前苏联所采取的“爆炸式改革法”或者“休克疗法”截然不同。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结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经济由少数寡头集中掌控和经济迅速陷入低迷等恶果。

　　行政分权及后来的企业分权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中国逐渐演进成几大地方经济区域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以及渤海湾区域(从青岛到大连的弧形地带，包括天津、北京)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竞相追求GDP增长，并且为省际间的贸易往来设立障碍。

　　由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各省之间的经济相互重复，缩小了公司规模和牺牲了竞争优势。过去，中国感到自己深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所以地方的自给自足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而今国家安全已经不再是头等忧患，但经济割裂的状况却依然存在，甚至有加速发展的迹象。

　　有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报告证明，中国经济割裂的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加速发生。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艾维·杨(Alwyn Young)发现，在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之间，中国各省工业、农业、服务业的GDP产值趋同而劳动生产力和价格却千差万别。假如在全国经济实现整合的情况下发挥地区优势，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这很可能是各省之间贸易往来障碍增加造成的后果。

　　法国巴黎一位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桑德拉·庞塞特(Sandra Poncet)将1987年至1997年间中国各省的国内及国际贸易额进行比较并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中国各省市加强了与全球其它地区的联系，但各省之间的整合程度却有所降低。“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国门，但国内市场的分化状况却更加严重。”

　　此举造成的影响是，由于在国内做生意日益艰难，中国的本土企业转而开拓海外市场。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在他的新书《中国震撼世界》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是国内市场的严峻局势而非自身实力的雄厚，逼迫中国的制造厂商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啤酒业和集装箱运输业的不同发展

　　上海、北京和广东省的前三大啤酒品牌分别占有当地56%、77%和73%的市场份额

　　2001年7月26日，马歇尔见到了时任青岛啤酒总经理彭作义。彭作义阐述了他对中国啤酒行业进行整合制定的战略。凭借二级市场筹集的资金，青岛啤酒收购了45家分公司，在国内市场占的份额从1999年的5%上升至2001年的13%，登上中国国内啤酒销量冠军的宝座。彭作义预计青岛啤酒在未来3至5年内将达成更多的收购交易，实现国内啤酒市场的整合，并占有国内市场30%至40%的份额。

　　但令人遗憾的是，5天后彭作义即逝世了。1年后，百威啤酒的生产厂商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将它在青岛啤酒集团持有的股份从4.5%增至27%。但安海斯-布希的股本注入并没有见效，青岛啤酒的市占率始终在13%至14%左右徘徊。持有华润啤酒有限公司49%股权的SABMiller公司前不久宣布，2006年上半年它的华润雪花牌啤酒已在中国市场占有14.9%的份额，略高于青岛啤酒。

　　虽然中国国内啤酒市场的割裂状态依旧，但在各地又出现高度集中的现象。约翰·斯洛库姆(John Slocum)和他的同事在最近出版的《组织动力学》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啤酒业的割裂现象”，文中指出，上海、北京和广东省的前三大啤酒品牌分别占有当地56%、77%和73%的市场份额。多数地方占率最高的都是本地品牌，譬如北京的燕京啤酒，山东的青岛啤酒和广东的珠江啤酒。

　　国内市场的区域化伴随地方市场的集中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中国啤酒市场的地方化程度较高。这让人联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啤酒行业和80年代中期的超市行业。而中国啤酒市场的地方化在10月23日的《华尔街日报》中对沃尔玛收购好又多的报道中也有所反映。该报道题为“零售业的统一市场问题”。

　　“欧洲观察家”机构(Euromonitor)的零售业分析师杨帆(音译)在报道中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家零售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有统治地位。”物美集团的创始人和前董事长张文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统一的中国市场。”

　　但有些中国企业在割裂的国内市场上却得以领先并且逐渐加强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深圳的运输集装箱和半拖车制造商中国国际海洋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IMC)就是这样的企业。CIMC是在行业内实现全球领先的大型中国企业，全球有超过半数的运输集装箱都是出自CIMC。虽然CIMC能否在全球半拖车行业占据领先地位还不得而知，但它很快就将在国内的半拖车市场上获得多数市场份额。CIMC拥有雄厚的管理实力，但它也恰好在适当的时候进入适当的行业。

　　最近美国的两个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关于集装箱运输的新书，一本是马克·列文森(Marc Levinson)的《集装箱运输如何让世界变小和让世界经济变强大》，另一本是布莱恩·库达希(Brian Cudahy)的《集装箱船运如何改变世界》。马歇尔从这些书中总结出三大要点。第一，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货柜运输的出现让远洋运输的成本急剧下降了一半还多，全球贸易如洪水般迅速开展起来。第二，中国成为廉价运输的最大受益者。以2003年为例，香港、上海、深圳三个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共吞吐4290万个TEU(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而洛杉矶、长滩、纽约三个美国最大的港口同期则吞吐1510万个TEU。第三，虽然货柜运输的效率很高，但国际标准协会以及后来的远洋运输行业还是花了10多年的时间(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左右)才将20和40英尺的集装箱定为全球标准。

　　上世纪90年代，CIMC凭借三大突出的优势进入集装箱行业：第一是行业的标准化已经形成。各地的集装箱并无差别，所以集装箱制造从一开始就是个全球性行业。第二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是集装箱运输的全球枢纽，因此也是最大的集装箱制造市场。第三是物流成本的降低。CIMIC的总裁麦伯良知道，通过将从北方的大连到南方的新会等港口整合在一起，他就可以按照客户制定的时间地点交付集装箱，同时成本还显著低于在一个地方制造集装箱的竞争对手。

　　CIMIC在运输集装箱行业的统治地位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同样的优势组合(行业标准化、大型国内市场和优惠的物流成本)能否促进中国其他行业的发展。再回到CIMC的例子，国内的半拖车标准能否帮助CIMC完成国内市场半拖车行业的整合继而进军国际市场？共同携手降低物流成本能否促进中国多个行业的增长进而完成整合走向全球？

　　给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国内市场的龙头企业一般都是那些已经实现行业整合并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的大公司

　　马克思(Karl Marx)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割裂性的、竞争极为惨烈的市场是难以为继的。马克思把它称为“生产的混乱状态”，洛克菲勒则称它为“毁灭性的竞争”。

　　中国国内市场的区域化的确让人担忧，因为这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潜能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说，中国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应对来自相对较小国家市场的全球化竞争？公认的国际化理论表明，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一般来说，国际化是大型企业现象。国内市场的龙头企业一般都是那些已经实现行业整合并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的大公司。以日本通产省(MITI)为例，它要求日本企业在实行行业整合后才能投资海外。法国也采取类似模式，要求EDF、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Total、Elf、EADS等企业实施这种做法。

　　实现行业整合和国际化，并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享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在专利、

　　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国际双重挑战。在国内遇到的困难是采取措施制定统一的国内标准，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和降低物流成本，包括发放全国性的货车运输执照、取消地方税，甚至是参考美国宪法中的商务条款——即将监管州际贸易的权利授予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在中国进行实践。总而言之，马歇尔认为是要改变游戏规则而不是修建更多的公路港口，是关于软件建设而不是硬件建设上。

　　当然，制度建设必须谨慎进行。正如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在他1994年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所言，改变规则——制度变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规则以及执行机制必须循序渐进地演进，而这对于国情复杂和高度分权的中国而言绝非易事。

　　所以，“将那些在西方市场成功实施的政治经济规则照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国家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私有化也不是万能药⋯⋯”重要的是灵活性、学习能力，以及适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