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解决方案：江苏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财务困境　

　　南京、苏州报道　本报记者　李芃　　

　　“我们现在不主动宣传医疗纠纷调解这一块的业务，只是碰到找上门来的案例，就去做一下。”南京民康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民康公司”)董事长蒋勇武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

　　蒋勇武的另一个身份是民康医疗纠纷法律咨询服务所(简称“民康服务所”)的负责人。他在2月初接受采访时告诉本报，这一全国首家从事医患纠纷调解的专业机构，已经基本处于“兼业”状态，被并入其“母体”民康公司的业务单元，“守株待兔”式地开展业务。

　　不过，和先行者的“淡出”截然相反，更多的参与者正在进入医疗纠纷调解领域。2006年8月和2007年1月，苏州和无锡两市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相继投入运作。

　　但是“过来人”蒋勇武坚持认为，医疗纠纷是社会矛盾在特定领域的集中反映，仅凭一己之力，第三方调解“无异于堂吉诃德”。

　　为患者争取部分“话语权”

　　蒋勇武介入医疗纠纷调解事出偶然。

　　在“医闹”这个新词汇名声大噪的2003年，蒋勇武在一个会议上听说医疗界的朋友们不堪其扰，于是决定投入这一行。当年12月，民康服务所通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的审批，“2004年一年，我们就接了近200个医疗纠纷的案例”。

　　蒋勇武认为，医疗纠纷通常分两种，造成重大医疗损害的，当然要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讨回公道。但是一般的医疗纠纷，民间调解就足以帮助医患双方实现良好的沟通，化解矛盾。像民康服务所这样的第三方，独立于医疗机构，比较容易取得患者的信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身份，在处理纠纷中又比行政机关更为灵活。

　　“很多时候，患者就是想找人倾诉一下。”苏州和协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王主任告诉记者，中心自2006年8月1日成立，到2006年底共接待了103例投诉，目前已结案93例，其中只有27例涉及经济补偿。

　　“最快的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王主任说，患者前来投诉，很多是对治疗程序或是用药科学不够了解，中心专业人员的解释一般就能打消他们的疑问，不必再去和院方交涉甚至闹上法庭，“每当这时，我们都很有成就感”。

　　近年来，医患纠纷呈增长态势。据苏州市卫生局统计，2005年全市二级以上

　　作为第三方的调解机构被患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江苏省卫生厅的人士表示，和医院发生医疗纠纷时，患者往往感到求助无门，尤其在与医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更是觉得手足无措。如果很冲动地走法律途径，又涉及到资金的问题，程序也相当复杂，案件周期过长往往拖得人心力交瘁。成立这样的机构至少为患者争取了部分“话语权”，有了话语权就不怕没法与医院沟通。

　　经费由谁来买单

　　2005年-2006年，民康服务所的业务量大幅缩减，原来的五人专家团队也仅剩一个留守的兼职人士。蒋勇武说，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服务所很困难。

　　“来找我们投诉的患者经济条件都不太好，有的还遭受过一定的医疗损害，我们恨不得自己掏出钱来给他。”蒋勇武告诉记者，抱着为社会做公益事业的想法，咨询一次只收取50元。

　　区区咨询费显然不能维持服务所的运转，蒋勇武采取的办法是让其母体民康公司提供支持。服务所聘请的都是医疗界颇有名气的退休专家，按照行业标准给他们开工资，加上场地和办公经费，民康服务所的母体民康公司已经投入了十几万元。

　　“专家们都非常热心，碰到疑难病例反复推敲，有时侯分文不取。”但蒋勇武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

　　苏州和协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也面临着经济难题。宽敞明亮的办公场地是向保险公司借来的；楼上办公室里放着电脑，但是不能上网；调解中心想印点宣传资料，还想做个网页，都没有申请。王主任告诉记者，和协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只受理参加了“苏州中保”医疗责任险的有关投诉，后来才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的。

　　苏州市卫生局的人士称，和协中心的办公开支和人员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负担，账目也放在“中保”托管。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国内许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所采取的模式。

　　北京的两家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就是由医疗责任险的两家试点公司“人保”和太平保险在2005年分别成立的。无锡市刚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则是由无锡医院管理中心下属的9家公立医院，与阳光财产保险公司签订了新版医疗责任险合同后共同成立的。该中心也借鉴了北京经验，即政府倡导推动，保险公司积极参与。

　　蒋勇武认为，由保险公司以理赔前期工作的方式委托第三方调解的方式，虽然好，但保险公司也是商业机构，任何商业图谋都可能念错经，会不会造成医院与保险公司合作这一更为强势的格局？

　　蒋勇武在设想一个“医院预付费制度”——由当地医院按比例交付一定的年费，共同支撑起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他的理由是，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替医院揽下不少麻烦，创造了更和谐的就医环境，在帮助患者的同时，也为医院做了事。至于保险公司，索性设定为“预付费”的管理机构，收取5%以内的帐户管理费，但赔多赔少与它无关，真正让“第三者”说了算。

　　但是医院对此并不买账。南京某三甲医院负责对外宣传的人士告诉记者，医院设有医患沟通办公室，也聘请了常年的法律顾问，没有必要再花钱养一个第三方调解机构。

　　期盼社会力量

　　从事调解半年多，王主任发现卷入纠纷的大医院更多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到高危疑难案例的概率更大。这也带来了调解工作的另一个麻烦，大医院不愿意让渡纠纷的处理权，因此有时候不太很配合调解中心的工作。

　　“我们只听说‘医闹’，并不了解那些调解机构。”上述南京三甲医院的人士表示，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是民间的，没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无权调阅病历和询问诊疗过程，他们的调解既无权威性也无强制力。

　　这也正是王主任和蒋勇武的心病。“处理医疗纠纷本来就费时费力，还容易得罪人。现在医患关系紧张，继续做这一行会有很多烦恼。”萌生退意的“先行者”蒋勇武对记者坦言。

　　蒋勇武认为，医疗纠纷是社会矛盾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集中体现，其解决要依靠社会整个系统。“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定规，民间办事。”蒋勇武说，有政府的支持，就可以更好地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比如邀请知名医疗专家和医疗诉讼律师举行听证会，借助媒体的力量等，形成行政管理、民间调解和法律诉讼等多层次化解机制。“仅凭一己之力，第三方调解无异于堂吉诃德。”蒋勇武说。

　　对此，苏州和协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王主任只是淡淡地说，“我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