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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小平的追求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1日 17:18 经济观察报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巨星陨落,举国同悲。邓小平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贡献,当他活着的时候早已家喻户晓。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又发现,他对我们民族最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留下来的思想和业绩,还在于使人民能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见36版,吴象《学习小平,奋勇攀登》)

  亚斯贝尔斯说,大人物的出现,是世界的一个突破。在大人物的镜子里,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大人物的贡献和功绩是无法准确测量的。大人物把我们从狭窄的天地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了解到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并且扩大了我们的生存范围。大人物“是了解历史的敲门砖,历史只有通过他们才会令人信服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毫无疑问,邓小平就是这样的大人物。(见35版,马立诚《融入国际主流文明》)

  失去了伟人的中国是平静的。沪深股市跌了一下便很快回升,两会照常举行,香港如期回归。如果没有近20年的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也许不会这样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10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综合国力大为提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华振兴,正在逐步实现。

  而这一切,与这位伟人逝世前5年的一次旅行密切相关。1992年1月18日至21日,在改革开放一片沉寂、“姓社姓资”争论骤兴之际,邓小平毅然南下发表“南方谈话”,推动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旅,自此一往无前。“南方谈话”迄今,整整15周年。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比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拉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压力越来越大,等等。对改革成败的评估,对发展路径的选择,由此出现了一些分歧与论争。当此之时,我们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精神,学习邓小平的魄力、勇气、智慧和艺术。(见37版,徐景安《继承小平的魄力、勇气、智慧和艺术》)

  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留下了他终生不懈的追求。今日追思小平,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他。对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去完成小平的这些追求。(见33版,杜润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小平的追求》)

  我们应该记住15年前他在南方谈话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见34版,周瑞金《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小平的追求

  ——邓小平与中国农村改革杜润生/文小平逝世,倏忽十年。我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一生经历了众多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制度的变迁,尤为荣幸的是,我经历了小平同志开创的伟大的改革事业。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留下了他终生不懈的追求。今日追思小平,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他。对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去完成小平这些追求。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76年,我才被“解放”。此后大约有两年时间,我处于“待分配”阶段。在这两年中,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毛泽东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邓小平再次复出。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战略政策开始出现变化,我国农村开始探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1979年初,我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得以在农村改革中尽一分心力。

  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他认为我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是很重视农业的。他们办了几件好事,比如让农民休养生息,贫困地区减免各种税收,进口了将近200亿公斤粮食,重视社队企业,同意增加农业和农用工业投资,搞水利、化肥、机械等,这些措施对农村群众情绪的转变很有帮助。但有些同志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还是持反对态度,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初到农委工作,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同志则对我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

  争论是难以回避的。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改革的。

  我主持那次会议,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我说:会议主要是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这次座谈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召开的,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会上有人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为避免分散精力,仍按会前的决定,集中讨论责任制问题,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讨论生产责任制,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对“包产到户”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在会议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广东省农工部部长杜瑞芝,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但是,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经过讨论,大家的意见趋向于要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华国锋从农村形势讲起,他说,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最后,华国锋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由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

  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则再次举出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互助、合作的事例,说明非集体化不可。

  当时,邓小平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我认为,这为他以后支持包产到户埋下了伏笔。

  到1979年底,包产到户在全国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但由于一些地方自发仿效,数量在逐步增加。不过,在那个思想仍未完全解冻、禁区并未完全打开的年代,要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

  到1980年以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这一年的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

  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姚依林副总理主持会议。4月2日,他先召集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

  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

  这次征求意见的会议之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在座。

  姚依林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像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区,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的大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在政策上对这些地区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

  邓小平说:我赞成姚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让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小平同志的表态,对打开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会议,除了包产到户问题以外,还解决了薛暮桥等人提出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应改变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太弱的格局”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上届计委是有争论的,此次会议对薛暮桥的意见重新予以肯定。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316页)。

  这次谈话,正当中国农村突破的敏感时刻,小平的谈话,表现出灵活变通和大智大勇的精神,对推动农村改革发挥了关键性指导作用。为了引领社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敢于承担风险,这才是伟人作风。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邓小平这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突破口。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肯定包产到户,从而为这场伟大的变革清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就在同一个月,国家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的精神,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之后,小平同志单独找我,和我谈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按:指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说:“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

  邓小平沉吟了一下,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

  我又向邓小平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小平说,看三年,那时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办。

  小平同志几次谈话精神传出来之后,坚定了各级干部推动农村改革的决心,也大大加快了农村改革的步伐。形势发生迅速的变化。

  6月,华国锋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的考察中,发现了专业承包的责任制。村里20个劳动力,12个专包农业,两个放羊,其余的组织基建队,按评工计分的办法包下去。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专业承包在经济分工比较发展的地方也可以用,贫困地区将来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主张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

  我向耀邦建议,将此信转发到全党。这封信转发下去,传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放宽一步的新信息。

  可以说,在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强有力的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有可能被扼杀在襁褓之中,或者被大大拖延、推迟,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陷入长期与农民顶牛的局面。如果那样,就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在小平同志开创的整个改革事业中,关于发展的三步目标,关于“一国两制”,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设置特区开放政策,尤其是关于引进市场经济的论述,都直接间接地有助于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促进农村生产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未来发展中也会继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怎么办?我认为,首先需要一以贯之的理论加以指导,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问题。另外,要有新的理论思维。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的理论创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学习。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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