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国际主流文明

　　马立诚/文

　　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的巨著《大哲学家》开篇第一章是“关于人类的大人物”。他指出，大人物的出现，是世界的一个突破。在大人物的镜子里，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大人物的贡献和功绩是无法准确测量的。大人物把我们从狭窄的天地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了解到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并且扩大了我们的生存范围。大人物“是了解历史的敲门砖，历史只有通过他们才会令人信服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毫无疑问，邓小平就是这样的大人物。

　　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评价，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时代的感悟力、洞察力，并且能否顺应时代潮流，引导社会前进。特别是要看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不能把握时代脉搏，正确地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举个历史例子。秦朝垮台，标志一个新时代开始。可是这个新时代该往哪里走？有人能够把握得住，有人不能把握。刘邦和项羽两个人的感悟就完全不同。刘邦首先攻入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仅10个字，就抓住了时代需求。刘邦退出咸阳，项羽接替进入之后干了什么呢？“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为什么说刘邦抓住了要害？因为秦朝以严刑峻法苛待民众，民众受不了，要求除掉秦朝暴政。刘邦的做法得人心，“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新儒家牟宗三说，刘邦约法三章虽然只几个字，但代表一个方向，一个智慧。就这一点，刘邦把握住了，他对那个时代有感悟。而项羽在咸阳一通乱杀乱抢之后，“秦民大失望”。当时项羽有兵40万，刘邦才10万，但最终项羽还是失败了。项羽对时代的需求不能了解，所以历史给他做的结论是“匹夫之勇”。当然，刘邦也许谈不上什么高度自觉，他只是对那个时代有个自然的反应、自然的感觉而已。但就这一点来说，也不容易。

　　话说回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人民也受不了。粉碎“四人帮”，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可是这个新时代往哪里走？有人还是不清楚，拿出了错误的应对之策。比如，主张“两个凡是”的人要求“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主张继续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显然不符合时代需求和人民的愿望。邓小平复出之后，力主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开辟实现现代化的新路，这才是把握住了时代转换的契机与方向。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得到广泛拥护，就是明证。

　　此后，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点和思想，包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标准、一国两制等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的重大突破。他倡导和推动的打破封闭、对外开放、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开办经济特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精神文明等重大举措，也无一不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中国向新时代迈进的创举。

　　这些突破和创举是怎样提出来的呢？一是邓小平总结了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二是他自觉地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三是他思考和透视了中国建设现代化的步骤和远景。正由于邓小平以非凡的魄力、智慧和远见解决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才得以摆脱了长期封闭落后的局面，焕发勃勃生机，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

　　作为“扩大了我们的生存范围”的大人物，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十分丰富的，其中包括他引领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融入国际主流文明，从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这是邓小平把握时代，引导潮流，“把我们从狭窄的天地中解放出来”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痛感中国过去的封闭，多次发表讲话批评闭关自守。

　　他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了自己。”

　　“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很贫困。”

　　邓小平针对曾经长期宣传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指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他说：“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据此，他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设想，并且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他还发表了《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和《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的著名谈话。他说：“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他说：“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角度来考虑。第一步要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在邓小平大力推动之下，一些干部的思想由疑虑到接受，由被动到主动，开放程度逐渐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的体系，这就为中国融入现代世界文明和国际主流文明，即融入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在很长时间内，“与国际惯例接轨”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国际通用的GDP取代“工农业生产总值”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改革取向，更是从根本上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邓小平逝世之后，在江泽民总书记和胡锦涛总书记领导下，中国进一步沿着邓小平打开的通道，走向世界。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同年，中国加入WTO组织。2002年，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

　　2003年，中国发起和推动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始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同时启动了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前期谈判。

　　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先后提出了制裁朝鲜发展核武和制裁伊朗铀浓缩活动的提案，中国均投了赞成票。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同时，融入现代世界文明和国际主流文明的标志性事件。

　　曾几何时，中国在世界上曾经扮演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激进角色。20世纪60年代，涉及国际事务的主旋律越来越亢奋：“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压迫的人民”，“把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激发了各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意志！”这些口号和标语，曾经充斥中国媒介。对于对世界大战的态度，则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有一段时间，中国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全部召回在外留学人员，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达7年之久。中国一度变成了游离于世界现代文明和国际主流文明之外，四面树敌的孤独角斗士。

　　而今天，强调“和平发展”的中国，日益以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两个字在全球权力与利益方程式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持续提升。

　　理性大国，即以理性指导行动，从战略思维、全局观念和国家根本目标出发，思考和处理问题，增强历史信心和战略耐心，克服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干扰。责任大国，就是承担起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责任，多做建设性工作。平衡大国，就是在国际矛盾中善于求同存异，运用智慧化解冲突，维护平衡。

　　正如邓小平在1985年所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

　　从激进意识形态到韬光养晦，再到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这巨大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变化的原因，就来自高瞻远瞩的邓小平冲破形形色色的阻力，坚定地引导中国脱离自我封闭的怪圈，逐步走进世界现代文明和国际主流文明。

　　当然，转型中的中国，难免会有暂时的阵痛。有些人在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和国际主流文明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疑虑，也可以理解。

　　以最近关于星巴克咖啡馆在故宫开店的争论为例。这是一件小事，但网上点击率竟然达到50万，争论中的意见也折射出国民的心态。星巴克咖啡店在故宫开设分店合适不合适，完全可以讨论。讨论中有各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假如考虑到故宫是顶级传统文化景点，星巴克在这里开店不是很协调，就此与星巴克进行协商，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还有一种意见说，来故宫的外国旅游者非常之多，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开设一个不事张扬的咖啡店供他们憩息片刻，兼顾一下他们的生活习惯，只要不影响故宫的整体形象，不算为过。故宫的陈设里不是也有自鸣钟、八音盒、西方油画之类的洋货吗？皇上高兴了，不是也赏赐大臣老花眼镜等舶来品吗？这些说法自然可以态度平和地互相讨论，但有一条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故宫里开店，需要得到中国相关部门批准。正如学者葛剑雄所说，它的设施必须符合旅游、城建、公安、环保等部门的规定，须取得相应的执照和许可证。要是营业6年，这么多主管部门都没有提出异议，说明它的存在完全合法。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合法的商业行为，不好马上强制这个分店如何如何。有的论者说：“看到星巴克在故宫开店，马上想起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感觉，想起英法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这就言过其实了，开这个分店与英法联军烧杀抢掠没有关系。

　　这使人联想到前两个月有人提出“抵制圣诞节”的建议。其实，我们所用的“公元”纪年，也与传说中耶稣诞生有关。《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公元”一词：“国际通用的公历的纪元，是大多数国家纪年的标准，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我国从1949年正式规定采用公元纪年。”难道我们也要把公元纪年的方式改一改吗？所以，看到小青年从圣诞节中找点乐子，大可不必紧张，上纲过高。

　　再有就是在国内外企业并购中产生的“威胁国家安全”的议论。真正事关国家安全的企业，我们一定要重视，要从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出发，制定政策规范，防止破坏国家安全的事情发生。但现在有人说一个高压锅企业被外资并购也会威胁国家安全，略显牵强。可能是同行业为了利益竞争问题而说的话。“007”电影虽含有戏说成分，多少可以感觉到英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所做的一些努力。但资料显示，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龙头绝大多数已为外国购买。

中央电视台采访奥地利音乐圣地金色大厅的记者报道说，奥地利软实力的招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蹈和服装是法国和俄罗斯艺术家设计操办，鲜花从

意大利进口，电视摄制及转播由英国电视公司承包，连金色大厅也是丹麦人设计的。这些“他山之石”，都可以供我们参考。

　　其实，这一类疑虑和讨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路也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了。因此，我们对于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有理由感到乐观。回过头来看这条新路，我们更加怀念邓小平，感谢他为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融入国际主流文明做出的巨大努力。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