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小平奋勇攀登

　　吴象/文一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像巨大的旋风吹散了天空上的乌云，使当时人们思想上的疑虑、困惑一扫而空，为90年代及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出了完整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石。

　　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和现实的新鲜经验，内容极为丰富。突出的要旨是：

　　一是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只有死路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贯彻这条路线，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二是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讲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还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也就是坚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这样就把生产力标准同国家观念、群众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完整、统一的判断是非的标准。

　　三是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出现“左”的思想和做法，经济就下降。因此，不反“左”就不可能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长期以来总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方向问题，“左”比“右”好。谈话指出，“左”的危害并不比“右”小。

　　四是强调要自觉地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改革和开放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过去把资本主义看成瘟疫，非常可怕，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以后态度有所改变，但还缺乏“拿来主义”的胸襟和气魄，只重视引进设备、学习技术，对管理经验、管理制度就不敢学、不敢用。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的问题，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根源实出于此。谈话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谁用得好，它就为谁服务。这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明确的回答。

　　南方谈话经过广泛传播、学习讨论，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石。人们开始时口口相传，一方面非常振奋，另一方面又担心一些突破性新提法在正式文件中能不能保留。后来文件传达了，一些最重要的话都没有删掉，但又担心党的决议上能不能全部采纳。

　　4月中旬，还在全国上下学习讨论邓小平谈话的高潮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这篇讲话“针对性很强”，是针对“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这些问题和倾向是什么呢？乔石解释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进一步谈到过去一“左”再“左”的历史，强调以史为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同样可能葬送社会主义”。

　　此后不久，4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长篇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田纪云讲到：

　　——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在此期间，许多经济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述市场经济问题。

　　接着，十四大的政治报告草稿在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区领导人中传阅，征求修改意见。

　　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学员发表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他说，在即将召开的十四大上，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应该最后确定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同意的提法。他本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这是我国主要领导人首次表示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市场经济的轨道，也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高层决策者中间已经基本上取得共识。

　　最后，1992年10月举行的十四大终于通过决议，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的表现。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替换了计划经济，载入庄严的宪法。这次修宪同时被写进宪法的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三项，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阶段。

　　二

　　1997年，人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没有料到，这一年的第一件大事，却是邓小平逝世。

　　2月19日，巨星陨落，举国同悲。联合国中断了正在举行的会议，各国代表起立默哀，下半旗致敬。中国是世界的中国。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向现代化迈进，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光辉名字已载入史册，受到永远的尊敬。

　　邓小平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贡献，当他活着的时候早已家喻户晓。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又发现，他对我们民族最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留下来的思想和业绩，还在于使人民能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

　　看来，这一点他是深思熟虑并做了充分准备的。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次日《人民日报》刊登这一消息时说：“邓小平会见最后一批外宾”。在此之前，他还对美国的基辛格说过：“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这是他逝世七年前说的话，如果没有这7年的过渡，如果没有近20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也许不会这样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

　　失去了伟人的中国是平静的。沪深股市跌了一下很快便回升。1997年2月27日，全国政协照常开幕。又过了几天，全国人大会议照常举行。一切照常进行，照常向前发展。

　　邓小平临终前有个愿望，就是到回归后的香港看一看，哪怕是坐着轮椅。遗憾的是，只差几个月，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但是，没有了邓小平，香港回归却完全按他提出的“一国两制”建设性构想，圆满如期实现。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回归后的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制度也基本不变。

　　香港回归后在政治权利和法治方面仍然保持高度自由。1998年举行特区首届立法会的选举，市民踊跃参加，投票率很高。欧盟辖下监察香港发展委员会的周年报告指出，香港维持了一个开放、透明的市场以及审慎理财的政府，可作为亚洲的典范。有些人曾指责“香港政治环境差，不宜投资”，意欲引起社会震荡，但回归后的事实却证明，香港拥有其他亚洲城市不能比拟的客观环境和优越条件：政治稳定、法治制度、资讯自由和公平竞争等等，这些基本要素有利于保障投资者的权益，使香港稳定繁荣的局面进一步向前发展。

　　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改革进程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十五大突出的贡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全党指导思想。同时，又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矛盾，总结了十四大以来改革开放的新经验，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特别在所有制理论上有一些新的突破，第一次指出非国有制经济(指乡镇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指个体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此外，强调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十五大又一个突出的贡献。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农村先行，城市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无疑既包括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初期，农村经济改革尚未完全突破之际，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作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这次讲话后没几天，他接见

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回答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他又强调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由此可见，邓小平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进。当时，大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强调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也显示了这种趋势。

　　但是，改革的实际进程与原先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着生产力发展，首先当然要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处，是抓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试点，不料事与愿违，扩来扩去一直打不开局面，而农村改革却因广大农民积极、主动参与而突破了，从个别省区迅速发展到全国，普遍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一系列深刻变化，使改革声威大振。当城乡改革融为一体，改革重点转向城市以后，整个改革却日益步履艰难。国有企业改革多年未见突破性进展，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犹豫难决，或进进退退。农村改革中凡涉及城市有关部门的也都难以深入下去，有关配套措施很难出台，即或出台也很难贯彻。

　　1986年，邓小平又一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问题。这一年6月10日，他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一年11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明确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报告中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机制。”

　　所有这些，本来应当使改革走上更健全的轨道，但为时不久，由于国内外政治风波而搁置。

　　十五大宣布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沉闷的空气为之一变，这方面的研究讨论渐趋活跃。更重要的是几个月后，1998年3月九届人大，以97%的高票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过去并非没有搞过机构改革，但往往是作为一项行政措施，在原有框架中修修补补，一直突不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次改革方案本身的制定、通过的方式，都显示出一种体制性的改革。

　　三

　　今天，当我们纪念小平逝世10周年之际，我们无不为中国崛起而自豪，也深切感受到未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近30年的改革开放，至今尚未结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社会进步最大的时期。它洗雪了150多年来的民族屈辱，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迈出了决定性新步伐。

　　中国改革的渐进方式，同原苏联的“休克疗法”截然不同，因此社会震荡较小，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其不足之处是可能使深层次矛盾积累，加剧新旧体制摩擦，出现“体制胶着”状态，导致改革旷日持久，拉长转型过程，引起不确定的风险。任何发展都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既要重视量的积累，也要重视质的飞跃。因此，我们要把渐进发展与加快改革结合起来。

　　观察今日中国，就像爬山爬到了山坳上，回头去看，绵延起伏的岗峦已经一一踩在脚底，而矗立的险峰又在前面招手，是坐下来歇息，欣赏脚下的风光，还是学习小平同志，继续鼓劲奋勇向上攀登呢？

　　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