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药监高官落马供出郑筱萸

　　早在郑案发前数年，即有相关供词指认他收受巨额贿赂

　　本报记者　贺信 丰鸿平 韩福东　本报首席记者 姜英爽
   

    药监风暴

　　伴随着首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落马，中央对于全国药监系统进行整肃，各地药监部门风声鹤唳。对于药政腐败官员的处置，不可避免牵涉到具体的药品生产企业。一场“药监风暴”席卷整个制药行业。本报记者分赴三地采访，试图勾勒郑筱萸落马轨迹，与此同时，一名内部人士约见记者，讲述他所知的药监黑幕。

　　正在召开的政协海南省四届五次会议上，没有看到委员汤晓东的身影。

　　这位2005年年底当选的民建中央委员，至少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在“协助”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郑筱萸案进行调查。汤担任董事长的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药品GMP证书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上千名员工的春节假期提前开始。

　　康力元在这个漩涡中越陷越深。这家因为在非典期间慷慨捐赠而名扬天下的民营企业，目前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希望挺过这一关。”公司办公室主任宋瑶平说，“特别是希望有关部门不要把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

　　可是，这场自上而下的“监管风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中央对于全国药监系统的整肃，引发了整个制药行业的动荡。对于药政腐败官员的处置，不可避免牵涉到具体的药品生产企业。

　　“不健全的法制，不正当的竞争，虽然可以让一批企业迅速崛起，但也能让那些畸形生长的药业巨头轰然倒塌。”一些业内人士评论说。

　　药业巨头遭遇上门逼债

　　关于康力元和郑筱萸保持着不正当关系的说法，一直在杭州、海南的医药界内流传。康力元公司半年前的员工卡上的“追求卓越”四个字，就出自郑筱萸的手笔。

　　随着汤晓东被海口警方以涉税理由带走，后来处在中纪委的控制之下，康力元感觉到了大厦之将倾。杭州，位于建国北路上的浙江康力元公司已人去楼空，公司高管们不见踪影；海口，律师们纷纷前往工商局查验康力元的注册资料，几个供应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上门逼债。有媒体报道说，总部设在杭州的浙江康力元投资集团正在忙着清理最后的债权债务问题。

　　一位杭州医药界的知情人士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药品销售领域的汤旭东和汤晓东兄弟发展神速，得益于两位关键人物。

　　一位是现任总裁助理的贺晓华。汤氏兄弟和这位原金华七一农场下属一家制药厂的供销科长建立关系后，取得了该厂的药品代理权。从这时候开始，汤氏兄弟依靠贺晓华及其掌握的销售资源，药品销售生意逐渐变大，几年时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贺晓华的牵线下，汤氏兄弟从金华来到杭州。1996年前后，他们在这里结识了另一位关键人物，时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的郑筱萸。郑执掌的这个部门后来和

卫生部药政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合并组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而郑则出任这个副部级单位的第一任局长。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汤氏兄弟收购一家当地企业，成立了海南康力元药业有限公司。两年后，海南康力元出资73%成立了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而汤旭东在其中占有26%的股份。汤氏兄弟从此由药品经销进入到生产领域。

　　2005年，康力元进军

房地产。在东北的房产公司开张后，康力元称其“走多元化产业之路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03年的“非典”，让这家后起的民营企业一夜成名。康力元分别向香港和北京捐赠了价值人民币500万元的注射用利巴韦林冻干粉针剂。当时这种对于“非典”具有明显疗效的药物，受到了全国各地医院的追捧。有报道说:“为了保证京、港两地的赠品及时送达，汤旭东压下各省市销售联络处的一大批订单”，以至于“一些老客户和销售人员着急到要挟恫吓汤旭东的地步”。

　　“我就是在那次捐赠仪式上第一次知道了康力元和汤旭东。”某中央级媒体驻海南站的记者回忆说。

　　谁也没能料到，康力元的急速膨胀现在成为有关部门侦办郑筱萸案件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去年10月份中纪委驻国家药监局纪检组成员出任组长的飞行检查中，康力元成为重点的调查对象。“检查组有备而来，看什么、查什么，好像提前做好了计划。”海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目击者说。此后不久，工作组再赴海口康力元，直接封存了部分新药申报资料，企业的药品GMP证书也被收回。

　　“这是康力元的一个重大教训。”海南医药行业有人感到惋惜。另外一些人则总结说，“大树已倒，荫蔽难存。”

　　首任局长倒下引来惋惜

　　郑筱萸的倒掉，同样引来了惋惜的声音。

　　这样一个推崇西方行业治理观念的药政官员，上任之后推行的一系列举措，曾经引来满堂喝彩，其时的热烈程度不亚于现在对他的口诛笔伐。

　　某业内论坛最近一篇文章回忆说，当时的国家药监局提出了诸多有利于后世的举措:上收药品批准文号的管理权，使得新药管理有章可循；强制推行药品GMP认证，为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奠定了基础。这些措施最终化解了中国加入WTO后制药行业面临的知识产权障碍。

　　同一个论坛中的另一篇文章则认为:“郑筱萸任上一项重大功绩，在于制订推行了《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该《办法》对药品审评时限做了严格规定，申请人可以随时在网站上查询自己所报批资料的审评状态。如果超过时限，申请人还可以打电话咨询，国家药监局必须回复恰当的理由。该《办法》推行之初，过去申报资料几年没有人过问，必须找关系、花银子才能审批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郑筱萸也曾经雄心勃勃。首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当年大力推行的新政究竟是如何为他日后的跌倒埋下了伏笔？有业内人士针对“药品注册”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以前靠帮企业跑批文为生的人，重新和新上任的药政官员建立了联系。他们开一家所谓的新药研究中心，通过内线取出资料在社会上叫卖，觅到一条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第二，在各省局组织的现场核查中，由于专家和申报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专家本身就是企业新药资料的转让者，他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使得报批品种能够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

　　“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海口一家制药企业的负责人说。他认为，国家药监局在强制推行GMP认证时，没有严格执行针对药品研发机构的GLP(中文名为“药品实验室管理规范”)认证，这导致了国内研发机构的泛滥。更为关键的是，药政部门内部的权力分配出现了问题，行政干预审评，药品的注册申报成了几个官员决定的事情。

　　如此一来，药政改革在将权力逐渐收归国家药监局的同时，也使得郑筱萸这样的药政官员成为企业重点的寻租对象。

　　广州药老板全招了

　　早在郑筱萸案发前数年，即有相关的供词指认他收受巨额贿赂。据国家药监局一位退休官员介绍，2001年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周航的落马，曾让郑筱萸紧张了一段时间。

　　周航创造了浙江省厅级干部受贿数额的记录。他在13年中，共收受人民币266.63万元、美金17.07万元。当时媒体报道称，浙江省有1/6通过GMP认证的企业牵涉该案。但周最终因“能检举他人犯罪”、“属立功表现”被从轻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国家药监局这位退休官员介绍，郑筱萸就在被检举名单之列。郑在浙江有着长期任职经历。而周航也因这一层关系，和郑有着比较密切的往来。“他和郑筱萸称兄道弟，像走亲戚一样往来。周航一去北京就带来一帮企业家。郑在办公室里批，他老婆就在家里收钱。”

　　“有关部门为此专门约谈郑筱萸。”这位退休官员说。当时郑否认了周的说法。但在这之后，他就被中纪委盯住了。

　　2005年6月郑筱萸被免职后，曾有报道都将此视为抓捕他的先兆。国家药监局这位退休高官否认了这种说法:郑是年61岁，过了正常的60岁退休年龄。虽说他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可以延后退休两年，但这两年内按规定亦不准担任领导职务，所以这实际上是一次正常职务变动。

　　对郑落马真正有着非凡意义的，是2005年11月广州天之骄药物开发有限公司总裁张平案发。国家药监局退休官员称，张实际上被抓了好几次，一直不肯招供。后来有关部门把他带离广州，到了西部省区青海。张因此而害怕，一周多就全招出来了。

　　在张平交待的一长串受贿者名单中，包括曹文庄和郑筱萸的名字，“郑去广州就是张接待的。”

　　在郑筱萸被免除局长职务后十余天，时任国家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被检察机关从其办公室带走，随后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也被牵出。媒体报道说，曾经先后为郑担任秘书的郝、曹二人，对郑筱萸进行了检举。

　　但接受本报采访的知情人对此做了否认，他说，曹口风极严，两个月后才供出一点点东西。在曹被抓后一周左右，另一名和郑筱萸关系密切的人物被中纪委控制，他提供了对郑不利的绝大部分证词。循着这条线索，中纪委约谈国家药监局诸多司、处级干部。之后，郑和他的妻儿同一天落网，并很快招供。

　　不交待，一万元也严惩

　　除了郑筱萸、曹文庄和郝和平之外，近期在北京落马的药监系统官员还有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等人。

　　1月24日下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听取了监察部关于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调查情况汇报。会议对药监系统的腐败做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国家药监局随后召开相关会议，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在全系统进行整改，所有的官员都被要求在一定时间内交待问题。知情人士称，原定交待问题的最后截止日期是1月29日，后来又延长到2月2日下午4时。按照要求，在这之前坦白的人，即便涉案金额在二三十万元，都可以从宽从轻处理。拒不交待的，涉案一万元也要严格惩处。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国家药监局官员交待了自己的问题。2月2日过后，是持续两天的周末。内部人士告诉记者，5日一上班，国家药监局就在内部公布了新的人事调整方案，部分官员平级调动，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平安渡过了这次难关。

　　但各地药监部门仍然风声鹤唳。在郑筱萸被双规前后，辽宁省局局长张树森因涉嫌

贪污受贿，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药监系统知情人透露，目前尚有多个省局的一把手在接受调查，相关部门也正向海南、上海、浙江、江苏，广西等地数十家药厂调查了解情况。这些企业不乏行业大鳄，因此并非没有第二个“康力元”出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