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热的一天

　　2月5日，农历腊月十八，立春之后第一天。

　　从上午开始，阳光普照。又一个利于出行的日子，北京市气象局的专家们却更为警觉。16℃——下午四点，来自北京南郊气象站的数据显示，这是北京自1840年有气象资料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

　　但这并不让人惊讶。就在这天早上，专家们已经确认——刚过去的1月，北京拥有五年间最温暖的日子。与此相伴，在更北方的黑龙江，也享用了一个56年来罕见的冬季最暖天气。与此类似屡破记录的，还有上海和长沙官方已经注意到了变化。2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象局局长秦大河确认，地球正在变得更加暖和，而这热度已经传到中国。除了中国，2006年入冬以来，西欧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美国东部，也陷入了“暖冬”的困惑。

　　长期从事冰冻圈与全球变化研究的秦大河，也是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2月2日，刚出炉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预计——如果全球气温持续升高，到2050年，阿尔卑斯山的瑞士部分将不再覆盖冰雪。到2100年，海平面将大幅度上升，温度也将上升3摄氏度。中国、澳大利亚、美洲等地区将面临干旱威胁。更为悲观的估计认为，北冰洋在未来100年内将出现夏季冰融。这在过去的1000年内从未发生过。

　　而更重要的是，气候变暖将会影响未来十余年间的全球经济发展速度。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已经就此发出警告——全球气候变化正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商业业务，成为改变全球经济前景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毫无争议”的事实

　　北京市气象局的专家们说，在全球变暖趋势下，中国华北地区变暖的速度非常快，北京“最热的一天”不过是一个最极端的表现而已。

　　他们能做的，就是打开案头文件夹，仔细研究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成立于1988年的IPCC，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建，职责是系统评估与气象变化有关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等信息。

　　这份由全球2500名顶尖科学家参与并共同完成的报告指出，气候变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事实。绝大部分20世纪中期以来观测到的全球升温，很可能是源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

　　不过这一次，“很可能”表示“90%”的可能性。此前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IPCC表示有“新的、更坚实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全球变暖“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可能”表示66%的可能性。

　　还有一组增长的数据——第四次报告显示，在本世纪末，温度上升幅度至少达到2度，最高可能达到6.3度。而第三次报告中，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5度和5.8度。

　　报告警告说，如果气温比工业化之前升高1.9-4.6摄氏度(恰恰处在预测的21世纪升温范围内)，而且这样的情况持续数千年，格陵兰冰盖将全部消失，这会使海平面上升6-7米。报告还发现，未来格陵兰岛的气温同12.5万年前温暖时期格陵兰的气温相近，而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出4-6米。

　　专家们说，这就意味着在并不遥远的将来，紧靠大海的一些城市将有可能会部分的沉入水底——比如中国的上海。 这最终带来的后果是电影《后天》的场景重现——新德里飘在海上，东京被海淹没、巴西陷入长长的冰季，这些科幻电影中的场面经过科学模型测算，完全有可能在将来发生。

　　北京市气象局的监测专家说，气温计上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像是一个生命线——“气温升高一点，我们就开玩笑说，地球准备完蛋，而降低一点，就是快要完蛋”。

　　动摇的议定书

　　“对于这种预测，我们并不震惊”，一直参与IPCC研究工作的美国生态学家斯泰芬·朗宁(Steven·Lanning)说，事实上，温度上涨的速度一直在挑战人类社会的生存底线，“只不过大家从来没有感受如此明显而已”。

　　这几乎是人类开始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的最悲观预言。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气温的变化真正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正如国家气象局公布的一组数据几乎没有多少人留意到一样——近50年来，中国地区气候变暖的平均幅度比全球变暖平均水平还要高0.6-0.9度。

　　一位参与了IPCC相关报告研究工作的中国专家说，IPCC新的评估报告明确提出，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则是气候变暖最主要的直接因素。

　　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不可避免的被认为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因为根据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是美国之后第二气体排放国。2006年10月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世界环境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与会的一位发改委系统官员说，根据《京都议定书》，只有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定位加入该项协定的，因而相应的并不承担减排效应，虽然“国家已经明确了在十一五期间的明确减排目标，但这只是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的承担了一些义务，在《京都议定书》层面上，这不是一个限制性条款”。

　　但国际上认为，如果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在一个强制减排的框架下进入《京都议定书》框架，则这个国家间协定有名存实亡的危险。

　　而就在发达国家内部，《京都议定书》的地位也并没有文字定义上的显赫——出于对温室气体排放限制有可能导致产业萎缩的担忧，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无力或者不愿承担减排义务。此前，澳大利亚已经确认，无法实现减排5%的目标，而是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幅控制在8%的范围之内。

　　因而，对于中国来说，需要确认自己在气候变暖这一全球性事务中的责任和义务。主管资源节约的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说，“虽然在总数据上，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是全球第二，某些单项指标甚至是全球第一，但如果按照人均排放来计算的话，中国只不过是全球平均标准的1/6。中国希望能够按照人均排放这个技术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减排义务”。

　　这显然与《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以国家为主体的排放义务有所区别。发改委的官员说，2007年即将在巴厘岛举行的新一届全球环境大会上，这个话题仍将会是争议的焦点，无论最终解决方案如何，《京都议定书》的根基都已经发生了动摇。

　　市场化杠杆

　　地球漫长而又温暖的季节已经开始，而且在本世纪内，变暖趋势不会有所更改。中国的气候专家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减慢变暖的速度，“不能指望会有什么颠覆性的事件发生”。

　　这种悲观的情绪一直弥漫在科学界人士中，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每个国家的立场都需要兼顾或许将会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即便是目前实施的《京都议定书》的出台，也是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漫长博弈，而在这个期间，北极的厚厚冰层已经发生融化，悬挂于每个人头顶的臭氧层黑洞日益增大。

　　很多人确信，或许只有气温升高成为能够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要素后，更好的解决办法才会出台。

　　本月初，美国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发布一份名为《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各行各业》的报告，该报告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正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商业业务，在未来五年内，有超过50%的可能性会出现一个全球性的排放交易方案。

　　这些影响包括一些特定的领域——汽车工业将成为日渐严格监管的首要受害者；航空业尽管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相对微弱，但目前仍受到监管者和环保主义者的主要关注；

化工业虽然面临重大风险，但新材料和技术流程也可能为该行业带来新的机遇；降雨和气温变化将使得消费品行业面临寻找原料来源的挑战，但也为创新性企业提供了可观的机会；而极端气候的不可预测性、频率和其严重性将给保险行业带来严峻的考验。

　　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富尔德(Richard S. Fuld)认为，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因此必须跨越行业之间的界限来寻找解决方案，制定一个旨在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排放交易方案。温室气体交易货币化，高收入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和企业都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排放额度。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说，他们已经留意到来自学术界和经济界有关建立中国“气体排放权交易所”的提议，这有可能是通过市场体系探索减排的有效路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2006年前三季度，全球碳排放交易的数据已经突破200亿美元。

　　在发改委一位主管官员看来，中国必须要积极主动的介入气体交易这个市场——“地球是人类的地球，中国在国际上必须要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形象，而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途径。”

　　但目前，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降低能耗，从而在“十一五”期间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中国气象专家说，节约

能源是另外一个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手段。

　　这个观点显然获得了高层的认可。2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吉林某个油田时说，“我们确实很需要石油，但是我们首先要节能降耗。”

　　他的发言在两天后的新闻节目中出现。这一天，北京经历了167年来同期最温暖的一个冬日。